2010年4月30日 星期五

郭儀芬 - 「區議會方案」 真的向民主邁進?

2010年4月30日

【明報專訊】對於立法會2012年的組成,政府建議增加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至6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政府認為民選區議員經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選民基礎廣濶,所以由他們互選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強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這說法成立嗎?

首先,民主選舉的定義是平等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從這角度看,「區會方案」跟傳統功能組別選舉沒有分別——都是選民基礎狹小而參選資格高度篩選的小圈子選舉。「區會方案」的投票權和參選權只限於幾百名民選區議員,數百萬香港選民並不享有這兩項權利。即使參選權擴至非區議員,普羅選民如無權投票由誰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就談不上增強功能組別選舉的民主成分。

區議員間選 無助民主問責

或有論者說,由民選區議員出任區會功能組別議員,他們應會較問責。這需要商榷。投票權是民主政制的重要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促使議員以選民的利益為依歸,否則競選連任時,將有被趕離議會的風險。然而,在區會功能組別選舉中,這問責的誘因並不存在。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議會命運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一般選民不能決定他們的去留,因此他們將無可避免地傾斜於同僚的要求多於回應選民的訴求。

論者可能反駁,對於不稱職的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只要相關區會的選民不讓其連任,那她不就喪失被互選為立法議員的機會嗎?那不就能令她向選民問責嗎?這說法沒有解決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向廣大選民問責的問題。區會功能組別議員是立法會議員,處理全港性事務。立法會直選議員面對的是數十萬計選民,但每個區會的選民只是一萬幾千至二萬之數。如果區會功能組別議員表現不佳,但有權決定其去留的只是幾百區議員同僚和一個區會選區的選民,這其實與傳統功能界別小圈子選舉無異。

論者可能再反駁,選民大可指示區議員投票給指定的區會功能組別選舉候選人。只要區議員想連任,就有誘因跟從選民的「投票指示」。這樣,選民即使沒有選票在手,也可間接令區會功能組別議員回應自己的訴求。然而,這誘因未必如想像般強烈。

首先,一個區會選區內的選民,對區會功能界別候選人的評價多會不盡相同,除非他們對候選人的期望和評價有明顯共識,他們的「投票指示」將會是多樣、不明確而容許不同詮釋的。其次,區會的首要功能是地區事務,不是選舉立法會議員。選民應不會單以區議員在互選立法會代表中的投票意向評價他們。因此,區議員在互選區會功能代表中的投票意向將有很高的自主性。選民透過「投票指示」從而間接控制區會功能組別議員的想法,只會是一個「遙遠的希望」。這希望更可能因為區會功能組別選舉的「小圈子」性質而成為「奢望」。政治哲學大家穆爾(J. S. Mill)對小圈子選舉有如此批評:它無可避免會為密謀操控及各種形式的賄賂提供最大方便(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in whose hands....the election of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ould reside, could not but afford great additional facilities to intrigue, and to every form of corruption....)。

民主倚靠制度的建立

民主並不倚靠希望。民主倚靠建立制度——透過有效機制確保政府以人民利益為依歸。投票權和參選權是民主政體中兩個最重要的機制。一個大部分選民既無投票權,亦無參選權的選舉,不可能稱作民主。辯說區議員由300多萬選民選舉產生,因此區會功能議席能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是不成立的。

特區政府拒絕開始取締功能組別,反而建議再增加功能議席,又聲稱「區會方案」是民主進步的,這真是跟香港人開玩笑。1985年當立法局首次引入選舉,其中10席就是由區議員選出,這方法在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時廢除。其後,由直選區議員組成選舉委員會推選立法局議員只曾在彭定康1995年政改方案中引入過。若說「區議會方案」是進步的,它無疑是帶領港人往「過去」邁進!

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系

2010年4月26日 星期一

葉家興 - 金融創新 向下沉淪

2010年04月26日 台灣蘋果日報

Vic:你真的認為「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嗎?我希望是這樣,但事實恐非如此。不出數年,短視健忘的人們,大概又將要高盛(或類似的頂級金融機構)當作神那樣膜拜了。這麼講不是誇張,現今這年代,全球盛行的宗教叫做「經濟發展至上論」,而高盛標榜的,不正是「Our Work Enables Growth」嗎?兩手空空、不事生產,大玩虛擬的金融買賣,就不但能「enable growth」,自己還能賺得荷包腫脹,這種本事不是很神嗎?

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批評:「說到底,金融體系的關鍵功能包括風險控管、資本配置,以及壓低交易成本但我們的金融體系沒有一樣做得到:業者製造風險、資本管理不善,而且造成龐大的交易成本--在本次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業盈利佔企業總盈利約40%(Vic:別忘了,金融業的盈利就是非金融業的成本;金融業越賺錢,非金融業付出的成本越沉重)。金融業還導致人力資本錯置:美國優秀的年輕人抵擋不了輕鬆賺大錢的誘惑,大批加入金融業。當中一些傑出人才若流向其他領域,大有可能以真正的發明或創新促進社會進步。」

1999年2月15日,《時代雜誌》封面是Greenspan, Rubin & Summers,近代史上三大金融蠱惑仔被捧為「救世的英雄」。當年正是這三位先生堅持政府不必監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種下日後華爾街胡搞亂來的禍根。Greenspan執掌美國央行,負有責無旁貸的金融監管責任,卻始終認為政府監管一些高風險金融活動是不可行的;並且一直認為央行沒有能力控管資產泡沫,貨幣政策因此不應考慮資產價格。他因此不負責任地長期維持偏低的利率,讓金融體系內充斥廉價資金,為資產泡沫與金融投機推波助瀾,製造「不理性的榮景」。

近數十年來,世上無本生利、賺錢能力最強的其中一個行業叫做投資銀行。這行業除了賺錢,什麼都沒生產出來,卻為社會製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投資銀行家衣冠楚楚,但盡做些爾虞我詐的勾當,將自己的財富建築在別人的損失上。但社會大眾鄙視這些人嗎?不是的,大部人只是對他們無比豐厚的薪酬與獎金艷羨不已,視他們為成功人士的榜樣而已。
我們將金融炒賣視為可稱羡的正業,將掠奪社會財富的銀行家視為天之驕子,而責無旁貸的政治領袖卻犬儒冷漠、冥頑不靈,這樣的世界又怎能不沉淪呢?
--------------------

當年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決定到香港開始學術生涯。離開前,向幾位移民到美國的長輩報告動向,其中一位居住紐約的親戚,電話裡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怎麼不去高盛?

上一代華人移民努力培養子女進入美國名校,認為融入美國社會的最好方法,不是當醫生、律師,就是進入華爾街。這位長輩的子女分別從哈佛醫學院和史丹福法學院畢業,在波士頓和紐約當醫師和律師。在他們眼裡,擅長文科的當律師,擅長理科的當醫師,擅長金融的到華爾街是天經地義的選擇,而華爾街頂尖的公司當然是高盛。


10年過去了,飽受科網股泡沫、房地產泡沫、石油泡沫折磨的美國人開始對華爾街失去敬意,這位事業有成的長輩也不例外。現在如果再遇到私人銀行家向他推銷結構型投資商品,他會敬而遠之,回以「Don't Goldman Sachs me!」意即是說:「別再拿金融創新的幌子來詐騙我的錢。」

金融海嘯後數百萬失去工作的人們難以理解,為什麼一些買房的人無力支付貸款,竟會釀成百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原本是用來規避風險、穩定經濟秩序的金融創新,怎麼搖身變為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成了系統風險的來源?

放大系統風險來源

美國證監會前周五對高盛提出證券詐欺訴訟,認為「高盛設計的產品雖然新穎而複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衝突卻是老舊而簡單」。指控可能回答了許多人心裡的疑惑。原來有對沖基金透過投資銀行設計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房市泡沫中大賺一筆,導致其對手銀行的龐大虧損,並幾乎摧毀了為該產品提供擔保的保險巨人AIG。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最近承認,錯誤地採納兩位前財長的主張,毋須特別監管衍生工具的透明度,因為這些昂貴和精密的產品,只有小部分人會購買這些產品,而他們不需要額外保障。言下之意,衍生工具只是企業和少數富人彼此之間的零和遊戲。

然而,次級房貸相關的衍生產品,讓大型金融機構產生鉅額虧損。其中美國的AIG、德國的IKB銀行、英國的RBS銀行等都必須靠政府的紓困措施,才得以避免破產所導致更大的危機。因為資訊不對稱和不透明,金融創新無情地放大了系統風險,成了經濟危機的推手。

美國證監會起訴高盛之後,英、德兩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先後開始進行對高盛的調查,而幾家損失慘重的金融機構也表示,要研究交易裡是否存在誤導以及資訊披露不明,考慮對高盛提出求償訴訟。

高盛案件何去何從?到底只是冰山一角,未來即將引爆更多的詐欺訴訟?或只是金融市場的小漣漪,很快高盛就會與證監會和解,從而將一切紛擾劃下句點?樂觀和悲觀的理由都有,恐怕一時之間難以論斷。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在許多人眼裡,包括我那位移民美國的親戚在內,高盛的名譽和聲望已經一落千丈。


1987年的電影《華爾街》留下了一句經典名言:「貪婪是好事。」時代雖然不同,人心卻亙古不變。當時的情節仍然生動刻畫今日的華爾街。為了金錢而出賣靈魂的金童,以更厲害的金融創新為武器,造成更大規模的殺傷力。

少數人的貪婪,犧牲了多數人的經濟福祉。無論高盛是否打贏官司,人們對金融創新的思考與監管的要求,絕對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李怡 - 假如黃福榮仍活著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4月21日

玉樹地震中捨己救人的香港貨車司機黃福榮,遺體已安放紅磡世界殯儀館,家人正安排適合的禮堂,讓所有認識他或不認識而敬仰他的市民,前去致祭。

黃福榮的生前事蹟,連日來許多媒體報道,曾特首撰文讚揚,特區政府追頒他金英勇勳章,新華社訪問他家人,中聯辦派員向他家人致意,內地網民稱道他是香港人之光,是真英雄,許多香港人在網頁留言說「他永遠是香港人的驕傲。」

黃福榮殉難,受到交相頌揚,自是應有之義。只是近日筆者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黃福榮沒有死,他繼續活着,繼續不斷到大陸各個發生災難的地方做義工,他的遭遇會怎樣?

08年他到汶川震區當義工,他在網誌寫道:「拍子跟我說,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唉,在中國做事就是這樣;那管它,反正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在這沒做壞事,你們喜歡查就查吧。」

但是,行得正企得正,未必就得到公正待遇。在內地,像黃福榮這樣不顧身家性命到各災區幫助災民的人,他的動機就足以引起泛政治化並輕忽人命的當局懷疑。而且,救災這種事,要黨和政府去做才顯出領導英明,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救援,會受到當局敵視。早前教育部發文件指樂施會「用心不善」就是一個例證。

在內地,做好事做善事是要擔風險的。 06年南京青年彭宇,在路旁扶起一個跌倒的老太太,並送到醫院,結果被告上法庭,說老太太是被他撞倒的。法官認為彭宇的好心「與情理相悖」,判他賠償四萬多元。自此以後,在內地要不悖情理只好對跌倒老人袖手旁觀了。

去年江蘇淮安居民周翠蘭在路上撿到 1,700元,她找到失主,對方卻堅稱丟掉的是 8,200元,要她歸還全數。這故事告訴人們以後撿到錢也不要歸還失主。

在大陸,行善很難,行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行善讓人懷疑動機。因此,黃福榮在內地不斷做義工,做善事,做久了未必不會被當局懷疑。

即使黃福榮在內地行善而沒有被當局懷疑其動機,那麼另一種情況也很容易發生,就是他在災區救人,卻目睹種種人禍害人,他激於義憤,站在災民一邊向當局爭取公道,於是他又成為當局的「敵人」了。

黃福榮到汶川震區當義工時,他在網誌上寫道:「教學樓(學生上課的地方)倒塌,但連在一起的宿舍只有裂痕,一層也沒有倒,為何會這樣?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

玉樹地震的情形也一樣, 80%的校舍倒塌,政府大樓依然光鮮亮麗屹立在廢墟旁。黃福榮本着對受難者的愛心,對官與民之間建築物的對比他豈會孰視無睹?他會一直只是默默地救人而不會正視造成災難的人為原因嗎?而一旦他正視,他就會惹禍上身。

因此,如果黃福榮活着,繼續他在內地捨己救人的善行,他未必會有一個好下場。

因為,他行善的地區,有一個不把人當人的政府。

劇作家沙葉新在回應溫總關於尊嚴談話的文章中說,「若要讓人有尊嚴,根本要把人當人」。「……不能強行拆毀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發聲……不能把上訪者當神經病,不能逼拆遷戶自焚,不能在記者採訪時奪走她的錄音筆,不能在律師取證時置疑他的眼神,……不能把人打死說成是『躲貓貓』,不能把人判刑是因為他的言論……甚麼時候真的把人當人,人的尊嚴就成真。」

黃福榮的三姐說,阿福不會喜歡這種烈士光榮,「我細佬覺得自己都係一個普通人,(救人)係本能反應,又唔係一心想捨己救人。」

現代文明社會,普通人就是把人當人的有尊嚴的人。本着對生命的尊重,救人是普通人的行為。在不把人當人的社會,想當一個做點好事的普通人也難。

在懷念黃福榮一生行善的時候,是不是也該想想怎樣去除惡,怎樣實現一個普通人有尊嚴、做善事不會無好報的社會呢?

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成名、陳錦卓 - 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 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陳雲 - 容易激化的民意

2010年4月11日

【明報專訊】呎價8萬,時薪20元。激進的老虎蟹出洞抗爭,沉睡的河蟹醒覺過來,紛紛吶喊助威。上星期四,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香港社會和諧的調查結果,說香港有25.9%的人不抗拒激烈鬥爭,化成人口數字,是153萬人。報章及學者分析,香港社會不和諧,甚至有暴動之虞。今年元旦遊行的時候,以巴勒斯坦頭巾蒙面的少年,高舉抗議牌,說「這是一個警告﹕我們對狗官沒有耐性,已準備暴動及流血。」網上也成立了相關的 facebook群組。原先以為是若干青年激進而已,調查公布之後,認同這些口號的,有幾十萬人也不定。

激烈抗爭是理性的選擇

有些報紙詮釋香港會有暴動,難免令官員驚怕。然而,民不畏死,暴動比在家集體自殺,來得有益及有建設性。上世紀70年代港英的福利、政治諮詢甚至文娛政策,起因就是1967年的工人暴動。當政府不再回應民眾的正義訴求,民眾僅有的武力和生命,就是最後的本錢。活得有如等待屠宰的畜牲,有如等待輪姦的性奴,當人民認清了自己的處境,有人拿性命去賭博,或者在旁邊吶喊助威,是極其理性的行為。暴動,比起在家中燒炭,或者為一個燒炭自殺的親屬而哀嘆,來得更有道理。

嗜血、發泄、好勇鬥狠,是人的天性,只是文明社會教化之後,令人覺察如果團結和諧,可以一起達到更佳的人倫歡樂和物質生活,便應該放棄暴力,交出兵器,將暴力的專利權交託予可以信賴的統治者,這是法治政府的原理。然而,現在的香港人,有人倫歡樂麼?有很好的物質生活享受麼?如果兩者都沒有,又要捱生捱死,時薪20元,被地產財閥、政府高官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不斷剝削和出言侮辱,這種生存,有意義麼?與其吸毒飲酒麻醉自己,與其躲在家中打罵親人,怎不上街激烈抗爭?或者最少支持人家激烈抗爭?如果激烈得來又有文化娛樂創意,快樂抗爭,歡樂今宵,那就更加very good了。

民意的可塑性

看官,如果你讀了上面的文字而覺得有道理,或者蠢蠢欲動,不論是做上街的老虎蟹還是靜靜支持老虎蟹的覺悟河蟹,也許,亞太研究所的調查是可信的。

中國皇朝第一明君唐太宗與魏徵之間的對答,最著名的就是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意如水,以為人民冷漠,熱中私利,誰知給予火力助燃,是可以沸騰起來的。這是民意的可塑性,以前一個共產黨老幹部向我說過,「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這當然是極端的講法了。然則,民意確是受到行事條件、安全性和可得的效果而改變,裏面有理性的因素,感性的動力。比如說,愈來愈多和平示威者被警方控告襲警的刑事罪行,而不是阻差辦公、行為不檢等政治罪名,民眾就會真的動手打砸,不打白不打嘛。我在2010年1月26日在《信報》寫文章「(曾蔭權)如何毁滅一隊警察」,警告過港府之後,警方就不再以襲警罪名控告和平示威者了。他們也不真的是政治白癡啊。

所謂安全性,就是「法不治眾」,只要激烈的人聚集夠了,有了群眾動量(critical mass),政府就只能容忍激烈行為,民眾對激烈抗爭的看法也會改觀。如果激烈行為帶些調皮幽默,文化雅興與本土情懷,民眾甚至當作是有政治作用的文化享樂。是但男、巴解男、扔蕉大哥、扔鞋小弟、街頭和議會的溫柔烈女……都比「打工權」和「張廿蚊」更能引起共鳴,帶來更多歡樂。

也許中國永遠需要香港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生靈,是感受到時代危機的。百姓有怒火,顯示社會有危機,有智慧和仁心的統治者便要改革,孚應民心。

香港並無戰亂,社會也很太平,但香港危在旦夕。以中國全局而言,一國兩制是必須維持的,香港的整體經濟繁榮和真實的政治和諧,對中共有利。香港是中國的金融活口,沒了香港的緩衝,中國很難逃避一場金融洗劫,落入1997年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命運,甚至更早的菲律賓和南美國家的命運。以目前中國內地的政治形勢和社會人心來看,中國也許永遠不會有憲政民主與社會和諧,面對內外夾擊,中國也許永遠需要香港。中國愛護香港,是出於自利,而不是出於憐惜。4月 7日,中央政府高調出席廣東省與香港之間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訂儀式,確保香港的金融領導地位,也許覺察到危機所在。香港不保,內地便要在金融和政治上直接面對美國,這會很刺激,但絕不是好玩的遊戲。

全國一盤棋。看穿這棋局,香港人要這要那,打打鬧鬧,都不是問題,而且打鬧要趁早。這就是政治判斷,就是我一貫說的香港生存公式﹕以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只要玩好這一招,香港永遠有運行,人民永遠有得撈。然而,也有很多富豪、高官和土共,都叫香港人不要搞政治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並且以代理人的身分——即政治買辦,撈得風生水起。然而,他們是稱職的中共代理人麼?

代理人失職 港危在旦夕

然而,香港的特殊地位,正受到兩種非理性的權力擴張所侵蝕。第一,是中共無法在香港直接統治,其委託的政治代理人(proxy),不論是土共還是港英餘部,都是不知自我克制,夾帶私貨,上下其手,發展勢力,撈取非分的利益。不論是港府和民建聯,官僚勢力要膨脹起來,都是非理性的巨獸(Leviathan)。可惜,即使港官權力膨脹,遇神殺神,他們都是吃裏扒外,不盡代理人之責,不去調和北京和香港之間的衝突,遇到民怨,便使出一招「仙人指路」,將衝擊香港政府總部的民怨,指引去上環的中聯辦,自己「走精面」,坐山觀虎鬥,要阿爺做醜人。至於民建聯,本來是勞工階級的代言人,可惜中共走資之後,土共又沒智慧,不能維繫其中間身分,反而愈來愈走資,成為香港財閥黨派的附庸。如此,香港的勞苦大眾便失去代理人,要親自上街爭取了。

至於香港的地產財閥,則因為代政府預收三數十年的稅(樓宇供款),也以土地收入來供養政府,勢力坐大之後,盛氣凌人,也有非理性的擴張和剝削,不惜殺雞取卵。香港是他們的老本營,沒了香港,他們是沒處牟取暴利的。他們能去內地落腳嗎?能去美國與人家玩嗎?然而,若非受到民主制衡或政治調停,資本擴張是瘋狂的、非理性的,自挖墳墓的。近日有些富豪的第二代,也許察覺到社會不利,出來搞什麼「香港精神大使」運動了。然而,這與政府高唱獅子山精神一樣,是沒意義的,只會令人民討厭。

快樂抗爭是很理性的,很過癮的,而且有實效的。不玩,香港就會玩完。不玩白不玩。

2010年4月9日 星期五

梁文道 - 自求多福

2010年4月9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見過自己帶筷子去吃飯的人嗎?坦白說,當我第一回遇到同桌這麼幹的時候,我還真為他感到尷尬,因為我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他不信任那家餐館的清潔程度,就像我們平常在露天大牌檔先把刀叉泡在熱水裏的做法一樣,要用自力救助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健康。然後我就為自己覺得羞愧了,原來是我小人之心,人家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地球。朋友詳細舉證,說明免洗木筷的數量已經嚴重威脅到全球森林的生存;自攜匙筷,多少算是為環保盡一分綿力。

從拒吃魚翅和鵝肝開始,一直到購買「可持續發展魚」與公平貿易有機農產,這個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日常飲食實在不止是美味和營養的事,它更是一連串非常廣泛的倫理和政治的議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以前聞所未聞的飲食社會運動在這十來年間大量爆發。這些運動可愛的地方在於它們用不着參與者上街示威,用不着大家憤怒揮拳;我們只需持之以恆地看顧好自己平常的生活習慣就行了,真真正正做到了「日常即政治」的新社運格言。

可是這些在發達地區很常見的飲食社運,我卻幾乎沒在大陸見到有誰提倡過。也許有人會辯說這是「發展水平」的差異,那些公平貿易產品不便宜,鵝肝魚翅對月入一千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講都還是神話裏的珍品,我這麼比較太不公平。不過,中國的千萬富翁不是已經達到 75萬戶了嗎?年紀和西方那些搞運動的小伙子差不多的「富二代」不是正開着寶馬滿街飆車嗎?這批最有本錢透過飲食展示良心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知道,其中有些跑去自己開農場了,就像我上回說過的,他們巴不得獨力掌握自家的整條食物供應鏈。

表面上看,自己帶油去餐館就和自攜食具一樣,都是種食客自助的表現,可它們的前提卻截然不同。前者是恐懼飯莊偷用地溝油,使自己吃出了癌症;後者是害怕木筷用完就丟,無端消耗了地球資源;一者出於自保,一者出於公心,差距遠得很。

保命是人的頭等大事,「生存權」是中國最關注最提倡的一種人權,誰都沒有資格批評他人自求多福的努力和用心。我只不過納悶,自保也可以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呀,怎麼我們中國人卻會走到帶着油瓶去吃飯這麼極端的地步呢?消費者權益維護運動大概是全球投入人數最多花樣最齊全的一種社運,裏頭有不少都和飲食相關。根據過往經驗,有些人會集體罷買某些品牌某類食品,直到相關廠商屈服;又有些人會組織成民間的監察隊伍,自行向社會公告水源的污染情況,對政府形成社會壓力。今天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紅燈閃不停的地步,為甚麼我們那些有學問有資本的精英不像他處同類那樣行動起來,反而採取一種最個人最原子化的態度,紛紛自掃門前雪呢?

或許這是犬儒病蔓延的症狀,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民不再相信社會,他們只能相信自己;他們不再知道甚麼叫做公共,只能確定個體。當然,大家還害怕付出代價;為了一口乾淨的水,為了一棵無害的菜,不值得花力氣去搞甚麼運動,甚至連投訴都不值得。套句大陸的流行話,這麼幹「有甚麼用」呢?你以為消費者維權就不政治不破壞「和諧」了嗎?你真以為保障自己家人的「生存權」是天底下最神聖最理所當然的事嗎?看看那些孩子喝了三聚氰胺毒奶的家長,他們組織起來了,不屈不撓地上訪,不屈不懼地開記者會,然後就被抓了。因為穩定比生存權還重要。[Vic:如果為了穩定與和諧就得將弱勢者壓得死死的,這到底算什麼穩定、什麼和諧呢?]

在中國,你不必自己帶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帶油。

梁文道 - 自己帶油上餐館

2010年4月2日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近年來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這些繁華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處送臘肉臘腸,而且特別聲明是自家養自己做,格外健康。當然啦,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裏,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動手闢建豬欄。所謂自己養豬,就是把挑好的乳豬送到農村,僱一家人看管養大,指定飼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腸。這麼做不止保證口味合意,更能確定肉是好肉絕無添加。他們說,現在市面上的豬哪一頭不灌水不打針?哪一個畜場不在飼料裏頭下藥?尤其臘肉之類的東西,你都不知道夾雜了甚麼玩意。

再發展下去,便開始有人圈地種菜了,因為他們連街上賣的蔬菜都信不過。而且,對於一些工作壓力過大的高端白領來說,趁着周末全家人開車去市郊的農地裏稍事勞動,也不啻是一個回歸田園親近泥土的紓神妙法。

國勢昌隆,於是中國可以不高興;食品有毒,於是中國人又可以務農了。表面上看,這兩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識界流行的那種國民體質決定國家命運的學說看來,百姓天天服毒其實又頗有助於盛世的開展。想想看,我們中國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長大,平常吃的是假雞蛋與實質上形同巨型避孕藥賣的水產魚鮮,後來又打污染過的疫苗針,居然還有十三億人熬了過來,在黨的英明領導下邁步前進;這該是個多麼百毒不侵多麼可怕的民族呀!古時候的斯巴達把小孩扔到曠野,沒被狼啃掉的才能回來當戰士。如今的中國人一生下來就活在巨毒的溫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卻以刻苦的環境鍛鍊出最強健的體魄最純正的人格。我估計未來要是發生核子大戰,地表上唯一能夠存活下來的動物大概就只有中國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淺,看不到光輝燦爛的未來,只見噁心腐臭的今天;不顧大局,專愛小我,竟然試圖把自己的食物供應鏈從整個社會上切割開來。然而,天網恢恢,雖疏而不漏,千算萬算他們大概也算不到原來連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溝油」吧。

不懂國情的香港讀者必須明白,「地溝油」乃是一種大陸中文字典裏頭才有的東西。查一查《維基百科》,可知它的定義是「從餐廚垃圾坑渠內撈取狀似膏狀物,帶有惡臭的垃圾,經過濾、加熱、沉澱、分離,變身成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歡『膏狀物』三字,描寫得非常傳神)。其主要成分是三酸甘油酯,內含致癌物質、細菌、病毒、重金屬,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表兄弟:「某些不法餐館、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飲場所將客人留下的剩菜經過回收後,經過濾、漂洗後的油,因為加工前就已混入了客人的口水,故稱為『口水油』」。

真是無所逃於天地間呀,這兩種油看起來聞起來幾乎完全正常,而且價格低廉,所以深受廣大餐飲業者的歡迎;根據最近向媒體爆料的武漢工業學院教授何東平所說,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頓飯就有一頓會吃到地溝油。特別是川菜湘菜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內行人都曉得「口水油」「地溝油」早就不是甚麼行業機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隨便輸入「地溝油」,兜售相關設備的工廠就超過兩百家,這些年國人口味愈來愈重,川湘菜館開得到處都是,就連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廣東人夜裏也都跑去水煮魚酸辣鍋,恐怕就和地溝油這些新種食材有因果關係。

後來聽說何東平教授受到壓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溝油」其實沒有他本來說的那麼嚴重。究竟是誰在施壓?為甚麼施壓?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從此怕了「地溝油」;畢竟這也是我國強種大業的一部分呀。

至於那些膽小怕事的傢伙,聽說他們已經開始自己帶油上館子了。或許可稱之為「自助油」。

2010年4月6日 星期二

韓寒 - 陌生人的來信

201044


因為以前有一個報紙寫過去我老家自駕游的攻略,所以有一些來訪者也曾找到過那裏,送來一些小禮物或者拍一些照片,我都會看到,但是最近看到放在老家的一些來信,讓我讀後覺得非常無奈困苦。


我們國家有一個部門,叫做信訪辦。古代老百姓受了當地官員的冤屈以後,就會上京告御狀,運氣好的還能攔到當官的轎子,運氣最好的能遇見微服私訪的皇帝,這些小概率事件乃是支持整個社會對公平正義嚮往的精神支柱。到了現代,領導們都換上了好車,不能再用攔轎子的方式自殺了,更大的領導由於電視曝光率很高,也不能微服私訪了,就算下鄉,最多也是去一些當地領導特地安排的影視基地,和一些農民藝術家們進行表演,但那都是影帝們在飆戲,和老百姓的關係不大,信訪辦是很多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們唯一的出路。


當然,很明顯,他們想的太天真了,在一個司法不獨立的國家,你怎麼能指望突然會有一個政府部門為你出頭呢,一個小朋友打你一下,他媽媽罵你一句,他爸爸還揍你一拳,你去他爺爺那裏舉報他兒子和孫子,你明顯是還欠踹你一脚。雖然他們那挑高三十米的辦公樓大堂裏可能挂著諸如為你服務等文字,但人家是把這個當書法作品在欣賞,你怎麼能把這個誤會成人家的行動綱領呢。


於是,在明白了上訪乃是自投羅網主動進入黑名單以後,越來越多的人碰壁以後想到了媒體,追求公正就變成了和追求女人一樣,只要搞大了,這事就成了。毫無疑問,中國的媒體人和中國的公務員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每個職業都有每個職業的追求和素養,媒體人基本上是有自己的媒體理想和新聞追求的,雖然他們也不能違反每天下發的禁令,但是只要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以內,他們都是嫉惡如仇的。再比如車手,職業追求就是開的快,演員,職業追求就是演的好,但是我始終無法知道公務員們的職業追求是什麼,是辦公務麼。也許他們的職業追求就是好吃好喝,游手好閒,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最終順利變成官員,可以有權有勢有灰色收入。恰恰因為他們沒有正當的職業追求,所以他們沒有職業素養。基本上,上訪者在他們眼裏都是沒有大局觀的刁民。


很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朋友們把我當作了媒體,在雜誌的稿件和我每天收到的信中,有不少都是希望我主持正義,幫他們寫一寫,讓他們的遭遇引起媒體的關注。我每封信都認真的看了,但是我非常的無奈,這些事情在你們家庭的身上是個沉重的負擔,但是對於新聞媒體,這已經失去了新聞價值,我相信就算我為你寫一些什麼,也不會有傳統媒體的關注。而一件事情的解决,往往需要很多傳統媒體的幫助才可以,領導才會出來裝腔作勢的急群眾所急,想群眾所想。信中最多的是某個小區交房質量很差,某個小區邊上是個垃圾站或者變電站,還有最多的就是我被強拆了。你如果被強拆了,那不是新聞,那是生活。如果你本人沒有燒焦,還能收發郵件,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你應該感謝國家。


最慘的一封來信來自於一個外地來的朋友,所有的材料都很全,內容是一家人被強拆了,還有人受傷,家裏的大部分面積被算成了違章建築,他們去北京上訪,結果材料被退回到省,省退回到市,市退回到縣,縣退回到村,然後每逢國家重大節假日,他們一家都被聯防隊監控起來,以防破壞和諧氣氛。最後他們告到了法院,法院居然受理了。


天哪,法院居然受理了,法院難道不是政府的一個服務機構麼,怎麼會受理此案呢?我迫不及待了翻到了下一頁。


在這一頁裏,法院居然很快判决了,判决的結果是原本政府要賠受害者二十萬的,現在政府只需要賠十萬。


在我收到的這些信件中,我並不能公布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我並沒有核實過,但是我個人又沒有能力去核實這些。雖然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真實的,甚至全部都是真實的,最多就是在藝術上多寫了一些對自己有利的內容,但是對事情的大局上並無影響,操蛋的肯定是對方。對於這些需要幫助的信件,我覺得自己非常的無力。當然,他們並不是希望我能夠為他們帶來曙光,他們只是在不停的向所有他們能想到的渠道嘗試。


當然,真正苦難深重的人已經未必能夠申訴,對於在正在申訴自己苦難的人,他們始終沒有一個申訴的途徑,他們曾經向幹部申訴,後來發現好像除了幹部以外也沒其他什麼人欺負他們,於是他們向組織申訴,後來發現組織是由大大小小的幹部組成,然後他們找到了信訪辦去登記了一下自己,以便於公安機關監控,最後他們到法院去繳納了訴訟費,這條路上繞來繞去都是敵軍,於是他們另闢蹊徑,他們找到了媒體,但是發現苦難者太多,自己的苦難不夠深重,沒有達到新聞的級別,然後他們找到了網絡,但是發現倒霉蛋太多,他們的倒霉不夠獨特,沒有達到被頂的級別,然後,他們怎麼辦?

2010年4月4日 星期日

黎佩芬 - 趙家孩子的哭泣聲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瑜伽學堂「吸水走人」本不是轟天動地的大新聞,但對於真金百銀付出過的瑜伽愛好者來說,肯定是晴天霹靂。電話那頭,快到晚上11時才剛完成手頭工作坐下吃着壽司的友人,說着說着便無法強裝鎮定﹕大嗱嗱的金錢損失可抵上一年裏一二三四樣大小開支了;當她在那邊憤憤不平的說着時,我卻想到,就算是法治社會,「受害人」這轟隆隆的三個字,竟也是如斯隨便和毫無先兆就鎖定一個人。
要討回足額賠償看似渺茫,但一個最起碼的「受害人」身分,實則已是公義的彰顯。這就是法治社會的可貴處。
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累計有數以百萬計因着天災(地震)人禍(因有毒奶粉空氣水土甚至疫苗)而蒙難的「受害人」,當中無法彌補的人命傷亡不計其數,很多很多仍是孩子。可他們同時又不是「受害人」,因為他們是隱形的。基於企業和政府的搪塞卸責,受災的事實本身沒有順理成章地賦予他們「受害人」身分,一就是受災的事實無法曝光,一就是受災的事實被虛假陳述、甚或掩埋。
調查四川學校豆腐渣工程、蒐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的譚作人去年3月28 日被拘;剛好一年之隔,發起「結石寶寶之家」維權運動的趙連海於日前被閉門審訊。他那因喝下大量有毒奶粉而患腎結石的稚年孩子,拿着「我愛爸爸5288」的紙牌,在庭外一臉悵然。
又不是六四那樣的敏感政治,為何中國政府一樣坐視,包庇企業的失德和不負責任?
曾經當過記者在六四時候身在天安門的蔡淑芳「冷靜不下來」。過去幾天,甚或是自從譚作人被捕的過去一年,她不住的在網上翻一個又一個的維權網站,搜尋被各方人士挖掘出土的「災難寶寶」的名單和資料。這個第二手資料的蒐集過程已經有夠艱巨了,維權網站耐不久就會被炸,炸完重開又再被炸,可以想像,第一線的更加困難重重。「川震名單有5000多個,是艾未未調查所得的folder……(人名)每一個都係好辛苦咁搵返嚟,你要知道,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裏,也只找到200多個。」
之後我收到她傳來的電郵,逐一數算着沒完沒了的苦難沉冤有待昭雪——
●2004年安徽假奶粉事件,令過百名農村嬰兒受傷害,十多名嬰兒死亡……
●河南賣血事件,無數人無辜感染愛滋病,遺下大批愛滋寶寶及孤兒……
●2008年四川大地震,貪污腐敗而來的豆腐渣工程,近萬名學生慘死,死難學童家長申訴無門……
●三聚氰氨毒奶事件,溫家寶指全國受影響的兒童多達3000萬人,要求公義的家長反被打壓,這是什麼世界……
●陝西鳳翔、湖南嘉禾、湖南武岡、雲南昆明、福建上杭等地,相繼發生兒童鉛中毒超標事件,官方包庇縱容污染企業……
●山西疫苗事件,近百名兒童死亡和受殘害,維權律師工作受阻礙,孩子再次成為自私腐敗公權力的犧牲品……
●〈中國冥路〉提到的空內裝修污染是嚴重問題,因為中毒和致死的污染源無處不在,深入中國每一個角落
●……還有計劃生育和殺嬰
有關資料,經整理後已收入「中國良心犯後援會網頁」(http://pocsupport.wordpress.com/災難寶寶/),發起「還趙連海及所有受害者正義 救救中國災難寶寶免於人為災禍」聯署,並將於今晚6時在中聯辦外舉行燭光晚會。
法庭上,「受害人」和「被告人」位置本來是清楚對立,趙連海的案件顯示今天的中國國情是將兩者調換。支持維權爸爸一路往前的就是要減低國家出現更多災難和受害人的信念。他在庭上作無罪辯護時說﹕
「我身為一名結石寶寶的父親及社會的一員,我堅信我自三聚氰胺事件以來所做的事情沒有犯罪……我們身處這個時代,有責任堅持正確的事情並讓人為的錯誤盡量減少。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使命為我們的後代努力營造一個更有道德、更公正、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環境。
「在此,我要說﹕如果維權有罪,那勢必會助長利欲熏心的奸商繼續喪盡天良、肆無忌憚的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殘害他人的基礎上,我們本已日漸淪喪的社會將會變成何等扭曲的樣子。
「在此,我更要說﹕如果報案及揭示犯罪有罪,將會就此扼殺正直的行為,將會縱容更多的罪犯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如果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將處於危險的社會之中,正義與勇敢將逐漸不復存在,想必這是每個具有良知善德的人都不想看到的。」
今天是兒童節。遊樂場上空蕩蕩,趙家的孩子只有哭泣聲。

北風 - 趙連海案的前因後果

2010年4月4日

【明報專訊】3月30日上午,天冷風大,陰間小雨。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開庭不公開審理趙連海「尋釁滋事罪」一案。趙連海是一名因飲了三聚氰胺毒奶粉患上腎結石兒子的父親,同時也是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的發起人。

檢察機關的起訴書指﹕「被告人趙連海於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間,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先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及北京市大興區、豐台區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鬨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及「被告人趙連海還於2009年8月4日,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東側聚集起鬨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檢察機關要求「以尋釁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法庭上為自己作了近萬言的無罪辯護,就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做了詳盡的說明。律師彭劍、李方平在法庭上亦為趙連海作了無罪辯護。辯方律師認為,檢方並未能提供趙連海的行為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證據,且檢方的證人多為警察,缺乏公正性。法庭未當庭宣判。律師還透露,趙連海戴着腳鐐接受了5個多小時的審判,手銬則在律師的抗議下得以取下。

趙連海案引來眾多媒體及網民關注,包括滕彪、劉沙沙、屠夫等眾多推特(Twitter)網友到場聲援並舉起「民生、法律、正義」的標語,要求無罪釋放趙連海。法院門內則有數十個警察持械戒備。

患兒近4月沒見過爸爸

趙連海的妻子李雪梅及兒子也一早趕到法院,但因為不公開審理,他們亦不得其門而入。李雪梅一度硬闖法院,旋即被多名法警架離。母子追趕押運趙連海的囚車,孩子哭喊「我要爸爸」,聞者垂淚。他們自去年11月13日起,就再也沒有見過趙連海。

2009年11月4日,趙連海發布消息,全國第一例確定公開審理之三聚氰胺毒奶索賠訴訟案件「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將於11月10日大興區法院開庭。第二天,結石寶寶家長王剛被北京市海澱區羊坊店派出所搜查並背銬了兩個多小時。趙連海發布抗議書並徵集簽名。2009年11月13日,趙連海陪同王剛,去海澱公安局遞交有500多名網友簽名之抗議書。當天返回家中不久,即被10多名大興區公安局警察強行帶走。李雪梅說,趙連海因不服警方要將他帶走卻不給任何理由而與對方爭吵,後來才被以「尋釁滋事」的指控遭到刑事拘留。2009年12月17日,經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檢察院批准,趙連海被逮捕。

趙連海與「結石寶寶之家」

今年37歲的趙連海,曾在媒體及廣告公司工作多年,思維活躍口才極佳,「豪爽熱情,厚道仗義」。近年來,他以開車接活維持家人生計。

2008年9月11日,中國衛生部宣布「高度懷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提醒公眾停止使用該品牌奶粉。隨後查出竟然有22家奶粉企業牽扯其中,國家許多知名品牌也在榜上,可見三聚氰胺毒奶不僅僅是三鹿一家,遍及整個乳製品行業。

2008年9月20日,趙連海3歲8個月的兒子被發現左腎有2毫米結石。他的孩子沒有餵養母乳,僅僅是吃了奶製品,可見三聚氰胺存在的範圍之廣。兩天後的趙連海寫了他第一篇博客,在互聯網上提出呼籲,一要給孩子討個公道;二是希望全國的受害家庭聯繫起來,交換病情和情况進展;三是希望重視孩子的尊嚴。9月24日,趙連海建立一個名叫「毒牛奶」的網站,徵集結石寶寶的線索和證據,以待時機成熟的時候集體訴訟。兩天後,為了更中性溫和,網站易名為「結石寶寶」網站。自此,趙連海踏上為自己的孩子及千千萬萬「結石寶寶」維權的道路。

同年11月,趙連海在網上發布「受害者統計信息表」,半個月內,收回表格200多份。此時,已經有多名維權律師及公益組織介入結石寶寶維權工作,結石寶寶家長、公益律師、民間NGO代表舉行了第一次的受害家屬聯誼會。

2008年12月,22家責任企業表示,願意對近30萬名確診患兒給予一次性現金賠償。2009年元旦,趙連海和其他家長認為,這個一次性賠付方案僅由政府與企業商定,沒有受害家長的參與,不是建立在平等自願協商基礎上的,遂提出了申訴書。準備於2009年1月2日就申訴情况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趙連海等5名結石寶寶家長,被警方控制在大興區勞教農場。原定舉行招待會的場地被封鎖,其餘家長在路邊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此後,趙連海曾於同年1月16日、1月22日、3月4日及6月24日就審判三鹿前董事長田長華、三鹿公司及向河北三級法院遞交公開信而4次前往石家莊。

多番奔走變擾亂秩序罪證

「毒奶粉」事件爆發時,許多家長處在一種恐慌之中。並且隨着事態的進展,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走投無路的家長感到無助和絕望。趙連海成立的結石寶寶聯盟起到了極大的穩定的作用,在他被拘留之前,收集到的結石寶寶資料就超過1000人,趙連海積極的幫助家長,並在法律允許的範圍積極的尋找方法。他一次次的奔走於石家莊和北京的各個相關單位之間,為的是結石寶寶遺留問題能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法。以上行為,卻在日後成為了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8月4日,趙連海接到網友劉沙沙短訊,關押上訪人員的「聚源賓館」,看守強姦了一個安徽上訪女孩李蕊蕊,趙連海趕過去和逃出聚源賓館、正前往北京公安局報案的訪民會合。許志永在文章中稱﹕「到北京市公安局後,因為此前市局曾多次將逃出灰色賓館的訪民移交回豐台局、回駐京辦,所以大家不敢貿然進入市局,而是在離市局大門東側幾十米遠的人行道上彷徨遲疑,並接受了媒體採訪。現場訪民網友『態度安靜,並無橫幅、口號、阻礙交通等事,過往行人,通行無礙。』」當天下午兩點左右,在場訪民網友包括趙連海被警方控制,帶至東交民巷派出所訊問24小時後放出。以上行為,亦成了日後檢察機關認定趙連海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罪證。

2009年7月,趙連海發布「把9月11日定為結石寶寶紀念日」的呼籲書,以求提醒大家「愛護我們民族的所有兒童」。 9月11日,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被正式曝光一周年當天,趙連海及幾個受害家長代表在北京大興區的一家餐廳的包間內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回顧座談會及傍晚後的一個短暫的燭光紀念活動。這次周年聚會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批准,趙連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表示﹕「感謝北京政府的理解及幫助,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也期望在今後能繼續延續相互理解與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所有其他遺留問題。」但事後披露的資料顯示,就在第二天,北京市公安機關決定對趙連海立案偵查。兩個月後,趙連海被警方刑事拘留。

趙連海案深層原因

當國人還沉浸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空前成功的喜悅之時,「毒奶粉」事件爆發。該事件被認為是當年與「汶川大地震」及北京奧運會同等重要的事件,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續的影響延至今日,赴香港「自由行」的內地客當中,相當比例人都肩負購買奶粉的任務,香港也因此而多了不少銷售奶粉的商家。

「毒奶粉」事件影響的人數眾多。據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時,全國累計報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問題奶粉導致泌尿系統出現異常的患兒有29.4萬人。此後,衛生部未有公布進一步的數據,但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10年2月27日與網友在線交流時稱﹕「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國家花了20億。同時,給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上了保險,為期20年。」

政府部門和責任企業協商的賠償方案中,死亡的患兒每個家庭賠償20萬元,動過手術的重症患兒賠償3萬元,普通的結石患兒每個家庭2000元。即使按此方案賠償,數額仍然非常龐大,三鹿破產的安排,讓家長擔憂賠償能否落實。亦有不少受害者家庭對此賠償方案不滿,欲自行起訴追討賠償,「王剛訴石家莊三鹿集團案」即是一例。

「毒奶粉」事件中,相關企業及政府監管部門反應遲緩,追究責任不力,均讓外界懷疑事件是否涉及官商勾結。早在2004年,三鹿曾捲入安徽「大頭娃娃」奶粉案,被列入奶粉「黑名單」,但後來經過三鹿以及河北官員的聯手操作,發布「黑名單」的有關機構竟然向三鹿道歉,三鹿自然也從「黑名單」上被抹掉。據河北石家莊的官方說法,2008年3月,三鹿集團就已經接到嬰幼兒食用三鹿嬰幼兒奶粉後患腎結石等病狀去醫院治療的報告,但三鹿及當地政府並未及時處理。國家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孫東東2008年9月中旬在媒體上表示衛生部「在8月份開始明確,9月份正式公布」。為何中間還隔了一個月,也讓外界產生不少疑問。

2008年歲末,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等官員相繼被免職。國家質監總局局長李長江,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辭職。(一年之後,李長江即復出,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副組長。)2009年1月,包括三鹿集團前董事長田文華在內的4名前三鹿高層、5名分銷商和1名奶農分別被判死緩、無期徒刑或5至15年有期徒刑。但輿論呼籲徹查事件,進一步追究瀆職官員的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

趙連海在「毒奶粉」維權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使他成為了「結石寶寶」受害者的代言人及行動中樞。而他介入李蕊蕊被強姦案的舉動,相信亦讓有關方面擔心他的影響力將進一步擴散至其他領域。

各方面的原因,都讓在維護社會穩定局勢嚴峻的局面下本想盡快讓「毒奶粉」事件落幕有關當局深感不安,媒體被噤聲,維權律師被迫退出,協助維權的公盟也遭解散,結石寶寶聯盟的負責人趙連海也因此被以荒唐的「尋釁滋事罪」抓捕和審判。

2010年4月2日 星期五

倪匡 - 憲法地位如阿斗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4月2日

偉大的毛主席在共產黨,坐的是第一把交椅,雖然「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但「毛澤東思想」仍然「萬歲」,他的話,比起方今領導人,還是一句頂萬句。所以,有必要再來看他對國家憲法的看法,以下是一九六一年,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可憐的國家憲法,原來只不過是阿斗啊!比翻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孫猴子都不如,連翻筋斗的能力都沒有。最妙的是,憲法只不過是擺出來裝樣子的。這是共產黨早已說明白了的事,到現在還有要依國家憲法力爭自由的,怎會有成功的希望?

明乎此,香港人似乎也可以慳番啖氣,不必再提什麼《基本法》了。國家憲法尚且如此,《基本法》?你是哪裏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你能嗎?

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這八個字真可圈可點!也真只有毛主席才能將這種生動的民間語言信手拈來,發揮妙用。看看本地的那些兵卒,個個不是比墨西哥跳豆跳得更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