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8日 星期日

王雅雋 - 開解窮

201158

Vic:「這座城市對於那些有點不切實際的職業理想的人,總是顯得那樣不通容」,孰令致之?

【明報專訊】在來我家看房子的眾多訪客中,編輯大人是唯一一個感嘆過「你家真大啊!」的人。

我住的這個地方,面積約350方呎,夾在英皇道、電氣道和歌頓道的中間,沒有風景,噪音時常大得令電話另一邊的人誤以為我在街上。

黎小姐站在窗邊,望着下面車水馬龍的英皇道,天真地說﹕「挺好啊,不開窗就行了。」

她住的那個地方,面積更小,夾在干諾道西、德輔道西和皇后大道西的中間,可以看到貨櫃碼頭的日落,一排鐵窗幾乎常年不開。黎小姐半夜下班回家,偶爾會被困電梯,因為那幢房子實在太舊了。

樓下的住戶經營報紙檔。每當編完報紙的黎小姐倒進枕頭剛要進入夢鄉,就會聽到樓下阿伯出門賣報紙的用力關門聲。天天如此,脾氣再好的人也要發作,所以有時候黎小姐出於報復,回到家會用力關門以使阿伯早點起牀。

英雄氣短

最要命的還是租金。有一天,她英倫旅行歸來,到家接到的第一通電話竟是業主加租的通知,恍如一盆冷水當頭澆下。她行李未解立時下樓,賭氣去找地產中介以期搬家。結果,逛了一圈,只能垂頭喪氣地回來投降(或許還掉了兩顆便宜的眼淚)。原來,該區樓盤憑地鐵概念「雞犬升天」,全部都漲價了。

在我們這座城市,有些人賭氣時的激烈反應是去找地產中介,其中大多數在問過一圈租金之後,那口氣就這樣被自己生生地咽了下去。

我和林小姐同住,偶爾會鬧彆扭。遇過兩次最生氣的經歷,一次我去了中央圖書館,看完一堆香港電台製作、題為「生活逼人來」的紀錄片,終於用 「總比無家可歸好」的安慰把自己勸回了家。另一次,我下樓訪了三間地產中介,結論是我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住不起天后這個地方,於是默默和林小姐修復了關係。

我明白自己根本沒有資格抱怨──我一個剛出來工作沒幾年的80後,對於生活可以有什麼要求呢?可是黎小姐這樣一個由始至終只打過明報一份工、從港聞記者一直做到副刊編輯的70後,至今也只能住在一間開不了窗的房子裏,我看了就覺得很委屈。

所以我對她說﹕「你令我很灰心。」她聽了,只是對我抱歉地笑笑。

或許她是不介意的──不介意把衣服晾在牆壁發霉的廁所裏,不介意窗外日夜塵土飛揚,不介意活在隨時加租和逼遷的威脅之下;可是我,見了她就會時刻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淪落為一個報紙編輯。

有一名中大同學,畢業之後頭腦一熱投身報紙行業,一年間在我們的朋友聚會上都見不到他,因為他總是在大家放假的時候上班。後來,他痛定思痛,改行當了公務員,我們才知道他之前的工作除了上班時間「斷絕六親」之外,工資也長期低得對不起親人。

最近,我從他的面書上首先看到那條關於「傳媒人薪酬低」的新聞,我想,已經離開報業兩年的他,內心深處終究「意難平」吧?這座城市對於那些有點不切實際的職業理想的人,總是顯得那樣不通容。

美人遲暮

「最低工資條例」尚未生效的時候,我們大廈的立案法團印發了重新安排大廈保安工作的住戶投票。我沒有資格投票,收到那張傳單,見業主們有兩個選擇﹕總體縮短保安時間,或者,把一個全職職位拆成兼職職位並縮短保安時間。第三個選擇按照條例直接增加保安員工資,卻明顯是拿來作參考的。上面詳細列出各種計算保安工資的辦法對於管理費的影響,簡直可以直接編入小學數學教材的應用題。我不僅由此獲悉保安員原本微薄的工資,而且看到,新的計算辦法中居然有一種能夠抵消「最低工資條例」的影響。

投票結果出來,保安因為工時縮短,工資甚至減少了一截。其實,於一個五六十歲的男人而言,終日枯坐在那裏,少坐一兩個鐘頭對於他的幸福指數應該不會有多大的提升吧?然而與此同時,一應物價卻在「最低工資條例」的幡號下,面無慚色地飈升起來,這位保安的生活從此恐怕更艱難了。如今每天早上見到他,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我總在心裏感到過意不去。

我和飲食業者打了一年交道,看出那些發財的廚房佬全都不是靠炒菜發的財,而那些僅只會炒菜的,下場基本上都很悲慘﹕一把年紀了還要紅着臉去見工,哆哆嗦嗦地試煮一碗及第粥,生怕人家不請他。那請人的老闆在一旁直對我大聲抱怨﹕「你不知道啊小姐,我要請個合適的人有多難!我是不介意給廿八蚊,可他也要對得起那廿八蚊啊!手腳這麼慢,做事又粗心,我分分鐘被他連累死啦!」

我們已經量化了「最低時薪」,是不是將來還要量化「最低表現」、「最低效率」、「最低心機」?我們制訂「最低時薪」的初衷何在?是為了達到「最低表現」、「最低效率」和「最低心機」嗎?為什麼這個城市的人如此精於計算這些數字,卻絞盡腦汁也解不出一個提高彼此幸福指數的方程式?

最為神奇的是,這個條例實施之後,對低收入者的保護尚未顯見,於中低收入者的傷害已可預期。究竟是政府太愚蠢,還是市場太精明?如一位遲暮的美人,每個人見到她,都說﹕「可惜了。」

(僅以此文獻給和我一樣沒有漲工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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