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30日 星期五

孔捷生 - 有一句話說出來點得著火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9月29日

有兩個初到貴境的美國人的一句話,在中國點着了熊熊野火。第一個當然是駱家輝,這且不去說他;第二個是寂寂無聞的黃毛小子,他無非在新浪註冊了「美國人麥克」的ID,發了第一條微博:「大家好,我叫麥克,來自美國,我剛到北京,我想上 facebook和家人聯繫,但是上不去了,有甚麼辦法嗎?

Vic:肆意限制人民的資訊管道,扼殺人民的資訊自由,是對個體尊嚴的極大侮辱,本身是極大的罪惡。人民不是小孩子,不需要政府告訴他們哪些資訊哪些媒體要不得,也不容政府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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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聞一多句曰:「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有一句話說出來點得着火。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你猜得透火山的沉默?說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裏一個霹靂,爆一聲:咱們的中國!」

殊想不到,有兩個初到貴境的美國人的一句話,在中國點着了熊熊野火。第一個當然是駱家輝,這且不去說他;第二個是寂寂無聞的黃毛小子,他無非在新浪註冊了「美國人麥克」的ID,發了第一條微博:「大家好,我叫麥克,來自美國,我剛到北京,我想上 facebook和家人聯繫,但是上不去了,有甚麼辦法嗎?

這句話說出來就是禍,但麥克立刻在中國「火」了,其火爆程度堪與早前「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媲美,而這回是麥克千呼萬喚他的美國媽媽,卻硬是穿越不了萬里長城厚重的牆磚。他這條微博被「推友」們推了上萬次,評論五花八門,A:「聯繫不上就對了,說明你在中國,這是敏感國家……」B:「來中國只能做井底之蛙,只能看見頭頂一片天!勸你還是回美國吧……一句話,天朝很危險。」C:「去北京郵電大學找方濱興教授(御用防火牆之父),對了,建議你給美國駐華使館打電話問問,敦促他們出面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成功了,中國人民會記住你的。」D:「我建議你去找紅杏同學(紅杏出牆之意),在中國只有她能翻牆上 facebook,陽春三月欲賞花,還須翻牆到鄰家。閒來把酒煮河蟹,馬勒戈壁草泥馬。」……麥克想必看儍了,原來這就是中國!

另一個「火」極不衰的駱家輝,筆者在本欄已寫過兩文,借駱大使的光,點擊率也很「火」。但天朝還嫌駱家輝熱得不夠,偏要火上澆油,《環球時報》社評左右開弓,既鞭撻追捧駱大使的網民以及某些國內媒體,又警告駱家輝不應以「巧妙手法」干預中國輿論,要「去明星化」,訓導他「做好美國駐華大使」。

這篇超級「雷人」的紅色檄文,已多有論者評議,筆者不欲多談,卻不由念及谷歌退出中國,當時中國官方發言人趙啟正的說詞,他稱:「物種進化,首先要求物種適應環境,沒有聽說要環境去適應物種的。所以,谷歌進入中國需要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駱家輝亦復如是,中國是專權國家加官本位社會,天朝無意改變─也改變不了權力者的驕奢放逸,官員全方位的特權,本身就是向屁民展示的一種聲威符號。駱家輝這粒小石子投入萬丈深潭,固能濺起小小漣漪,但「天不變道亦不變」,需要改變自己,適應「中國特色」大環境的是駱家輝自己,當然也包括那位初來乍到,入鄉問俗的美國小子麥克。

聞一多那首〈一句話〉,換成由黨來宣諭:「爆一聲:咱們的中國!」咱們就是這樣的國家,物競天擇,順昌逆亡,奉勸你們要想清楚。

孔捷生 (
http://kongjiesheng.wordpress.com/)

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梁文道 - 香港冇運行

梁文道:三句實話 (香港冇運行二之一)
am730 觀念專欄 2011年9月28日

大家都曉得讚美人的話不能盡信,尤其是一場選戰裡面支持者稱賞候選人的話,那就是廣告,只會誇大產品的好處,不會道出它的弱點。但是在即將展開的特首選舉裡頭,我意外地發現唐英年陣營喊出的褒詞居然曲折而隱晦地說明了一些真相。

你看全國政協常委陳永祺,他說唐英年「大智若愚」,這話豈不間接證實了坊間對唐英年的既有印像?沒錯,那就是這位永遠口不擇言,永遠有說錯話傾向的「疑似特首候選人」真的很愚蠢。只不過陳永祺想要告訴大家,唐英年的笨只不過是個表面現象,他實際上聰明得很,有大智慧,只不過一般人看不出來罷了。選特首不是選美,固然不能以貌取人;可是你要說服大家找一個看似草包的傢伙,恐怕得花更多力氣才能證明他其實沒有表現出來的那麼草包吧。

再看醫管局主席胡定旭,他誇讚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政府沒有赤字,原因不是他理財有方,而是他「腳頭好」。這又說明甚麼呢?豈不又是證實了大家對唐英年半生從政履歷的看法?那就是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豐功偉績,甚至找不出他的鮮明作用;如果那幾年香港真的尚稱平穩,也不是他的功勞,純屬好運氣而已。

更荒謬的是全國人大代表容永祺,他選擇挺唐,原因竟然是「受到神的感召」。這真是實在找不到任何說得出口的理由了,只好訴諸玄之又玄的「天意」了。

按照這個傾向發展下去,說不定很快就會有人在城門河口發現一塊浮木,上頭寫著「英年」二字了。

「大智若愚」、「腳頭好」和「神的感召」,這三句堪稱選舉史上經典讚詞的大實話恰恰指出了唐英年是多麼地乏善可陳。如果連賣廣告的人都尋不著這件商品的丁點好處,這個東西就真是沒得救了。


梁文道 - 選特首不如選班長 (香港冇運行二之二)
am730 觀念專欄 2011年9月29日

許多人形容唐英年陣營的挺唐言論是「國際笑話」,在我看來,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縱觀全球各地的政治選舉,固然從未出現過支持者會稱讚候選人「大智若愚」、「腳頭好」和「受神感召」之類的話。但是我們香港人又何必動不動就甚麼「國際笑話」,往自己臉上貼金呢?請回想一下自己小學時代選班長的經歷,有沒有人會說「呢位同學最正啦。大家千祈唔好睇佢平日蠢蠢哋,其實佢係好醒嘅」?又有沒有人會說:「計我話過去嗰個學期全班同學冇穿冇爛,一定係佢腳頭好,益晒大家」?或者「今朝sister帶大家祈禱嘅時候,我聽到天主好清楚話俾我知,選班長一定要選唐唐」?

別說「國際笑話」了,那些話根本是連小學競選班長都說不出口的蠢話。可悲的是這不是選班長,而是選特首。說出這些不可思議的笑話的人,不是流鼻涕的小明,也不是永遠忘記拉褲鏈的B仔;而是掌管公共機構,代表香港「各界市民」,有份投票選出來香港領導人的傳說中的「精英」。

假如這就是香港的「精英」,他們和他們心目中的「精英中之精英」就是我們的領導班子,香港的命運也就不用多說了。

說句實在的,不管最後當特首的究竟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這兩人都很難擺脫長年跟隨他們的笑話與猜疑,他們更不可能和飽遭劣評的現政府徹底切割開來,於是這二人也不能在當選之後許諾一個新的開端。所有人都會覺得他們只不過是過去十多年的延長,所有人都會拿著放大鏡檢視他們就任之後的一言一行。未來的香港特首將是一個沒有任何蜜月期的特首,這才是真正國際級別的政治現象。

2011年9月28日 星期三

彭礪青 - 「鄉土情」的政治--評陳雲著作《旺角街頭種高粱》

晶報 2011年9月18日

評《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 作者序連結陳雲 著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自《舊時風光》開始,陳雲開始以古雅文辭書寫充滿懷舊風味的文章,在語言上刻意與五四白話文字保持距離,讀者固然得以窺見其文字根柢,亦可從中看出作者對近代西風東漸之不滿,一如他在「語文保育」系列中力圖匡正香港語言,以對抗香港政府的官腔話語,這種糾正語言之舉即以政治抗爭為目的。另外,以純正的中文抒憶本土風物,更反映出今日堆砌而成的城市景觀,還有歌頌地產霸權的廣告修辭,是怎樣的違反自然。

如果要保護人的自然本性,或許該從風俗著手,陳雲在本書文章《風俗傳承 新春大吉》中,說明「風俗」與道德價值、家庭倫理,甚至文化傳統有關,他把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稱作「俗例」(practice),並認為後者等而下之。這篇文章說明保育風俗與追求政治倫理,保留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時間的洪流中,舊有風俗早已消亡殆盡,間或閃現出短暫的光芒,卻如同作者在旺角街頭發現高粱般,只是一種偶然。

社會學家認為,風俗是一個社會固有的規範和價值,但人們未必察覺到,風俗的殤逝也許更反映出政府或統治階層與社會的衝突。香港是個自由的城市,實則地產霸權早已假借經濟邏輯而扼殺了許多充滿風土特色的民營生意。一旦民俗產業喪失了經營者或無法營生,就像一門手藝失去了繼承人一樣,會漸漸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喪失了本土風俗,便像無根水草四處飄零。雖然在街頭遇見高粱的確有點突兀,但陳雲也提醒讀者:旺角街頭原址本來就種「高粱」。我們或許應該讀出個中訊息:不管復古是怎樣「老套」,也要以記述保留原來風物面貌。

為保留成長所耳聞目睹的風物,陳雲將成長時游走於元朗上學、在上水工作及買東西,或在大埔教書時的街頭記憶,寫成老照片般的情景。由於陳雲自幼成長於新界鄉村,這些墟裏店鋪每多售賣傳統風俗食品,即使是舊式麵包鋪的烤麵包也比今日連鎖經營店賣的麵包西餅的味道更簡單純樸。陳雲經常在這些文章裏指出舊式經營者的心思較為單純,也能恪守生產商品的道德,不會為賺盡「利潤」而迎合大眾獵奇心理推出古怪口味。今日香港已成為馬國明所說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與鄉土有關的事物就更珍稀、寶貴,此所以陳雲以自己在新界鄉村成長的歲月為傲,並以此對比如今越來越沒有鄉土、只有房地產的香港。

在《旺角街頭種高粱》第三章《購物》裏,陳雲贊揚了一些舊時日用品,如《膠箱》裏的梓木籠和黃竹蘿,《紙皮舊事》則枚舉瓦通紙的廣泛用途,《雞皮紙》寫雞皮紙的用處。作者枚舉的物事未必為香港獨有,亦非珍稀之物,但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亂局中,卻能在香港的「寧靜」環境中發揚光大。「鹹魚蒸飯」就是一個例子,作者說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從內地偷渡來港的鄉里,莫不對香港的自由和鹹魚嘖嘖稱奇。陳雲也在書中贊揚港式飲食傳統,例如大牌攤的「火氣」(即謂「鑊氣」),那不單令人食指大動,亦在往昔歲月中孕育了街坊鄰里的人情,作者認為,正是這份人情維繫著社會的治安。

仔細梳理陳雲的思想,我們不能忽略陳雲在新界鄉村成長的背景,這解釋了為何作者從《舊時風光》開始,就一直將「舊日鄉土」視為香港自古典中國傳承過來的優良傳統。在陳雲眼中,「鄉土」才是香港的傳統特質,這些「鄉土傳統」過去得到了保存,但自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及壟斷商業力量卻正慢慢扼殺這些「鄉土傳統」。

然而這卻不等於主張「復古」或「民粹」,而是藉「舊日鄉土」的美好景象,挑戰今日香港的政商形態,亦希望建構出一個理想城市的柏拉圖式藍圖。更值得思考的是,無論陳雲談「舊時風物」抑或談「語文保育」,讀者都無法繞過背後的政治觀,陳雲欲表達的訊息其實一點也不「隱晦」,而且也很「激進」。陳雲對地產霸權、資本主義經濟及極權主義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此外還針對政府的管治技術。第四章《家園》中的《游樂》一文,藉討論游樂場的目的,指出這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政府統治手段之一,這種統治術反而將香港人變成被馴養的「動物」,只懂娛樂、觀賞,失去了政治訴求的能力。這種觀點令人想到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對於「人」的政治定義,他對「政治行動」的肯定亦迹近後者。

這種「鄉土之思」反映在菜園村事件上,成為恢復「家園」的政治訴求,在《家園》第一篇《夢回菜園村》裏,作者在開首便點出了「家園」所蘊含的「家」(人的居所)和「園」(歸老、觀賞之處)的意義;他認為即使「沒有田園的人」,也會種植盆栽聊解渴望家園之心。文中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對菜園村自給自足的耕作充滿贊嘆,奉勸政府不要破壞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尊重和諧」的心境,也會阻礙物慾所喚發的「發展邏輯」,卻以複返自然為目的,這是因為香港正處於發展的危局。

陳雲或許激進,卻並非危險的煽動者,他所痛陳的現象其實都是香港發展的困境,他的「激進」立場其實在於維護「傳統香港」的急迫之情。在《都爹利街兩神樹》這篇文章裏,他借石牆上生長的樹木比喻香港,告訴讀者,香港曾生長於中英的政治夾縫中,與石牆互為依靠,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找水分,但只要石牆略為寬鬆便可扎根生長。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香港的「自然」特質,恰好像石牆樹一樣,香港應該像石牆樹般持守中庸之道,亦應像後者般覺察到自己的契機,其實也是危境。陳雲以其道教立場,以「自然」和「扎根」切入香港的政治情境,以「風俗之變」思考「管治問題」,可謂發人深省。

彭礪青 圖書館職員,香港

古德明 - 「打造」和「做決定」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9月28日

「亡中國者,中共也。」這是我常說的話,香港曾蔭權政府顯然也同意,所以民政事務處最近四處掛起彩旗,旗上大書:「慶祝祖國六十二周年國慶。」他們的祖國,只有六十二年歷史;我們的中國,由黃帝時代算起,到一九四九年覆亡,有歷史五千年。

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家亡了,國文國語自然無容身地。

打造

請看新中國臺灣省長官馬英九今年的元旦祝詞:「我們要打造一個公義的社會。」香港《明報》九月十七日兩條標題:「打造八年計劃。」「打造另一個沙田。」現代漢語人甚麼都可以「打造」。

中文「打造」兩字,一般是指鍛造金屬器具,計劃則是「制定」的,而社區可以「修建」或「整頓」。例如《水滸傳》第五十五回說,梁山泊好漢湯隆建議用鈎鐮槍破連環甲馬:「湯隆祖傳已有(鈎鐮槍)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三俠五義》第一回說,狸貓換太子,「是二人(奸妃劉氏、太監郭槐)定的奸計」。《西遊記》第二十八回說,孫悟空回到故居,豎起雜彩花旗,上書十四個字:「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齊天大聖。」中文沒有「打造奸計」、「重新打造花果山」等下流說法。

現代漢語所謂「打造」,應是英文forge的化身。Forge原義是「打造」,可用來比喻「努力制定、締造」等,例如to forge a righteous society(締造公義的社會)以及to forge an eight-year plan(制定八年計劃)。只是forge一字,英文並不常用;現代漢語的「打造」,則無所不用,把較貼切的動詞都一一打殺。

做決定

新中國《武進日報》七月二十九日有一條標題:「她從十歲開始就自己做決定。」臺灣《國語日報》八月二十八日也有一條標題:「學習做決定。」這「做決定」當然是英文to make a decision的直譯。從前,我們會說「作主張」、「做主意」等,「決」或「決定」則多作動詞。例如《劉伯溫燒餅歌》預言慈禧太后干政:「草頭家上十口女,又抱孩兒作主張。」《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說卜誠向外甥女婿下逐客令:「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個主意來。只管不尷不尬住著,也不是事。」《三國志》卷十四說,魏國曹芳即帝位之後,用劉放、孫資二人「決定大謀」。中國人不會說「又抱孩兒做決定」等,只會說「她十歲開始就自己作主張」、「學習決斷,建立自信」之類。現代漢語人則不然。他們不學英美「做決定」,就連說話都覺詞窮。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Facebook留言:

他們的是中共(CCP或PRC的簡稱),我們的是中國。
至於祖國,也是中共的黨員說的。我們說的是中國、故國、故土、故鄉、故里。
中共的祖國是蘇聯,可惜蘇聯老大哥政變之後,中共沒了祖國。
現在的中共,是無主孤魂。

2011年9月25日 星期日

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香港蘋果日報 品味蘋果 2011年9月25日

Vic:史學名家之見,深入淺出,精彩之極。

編者按: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生於中國天津。燕京大學歷史系肄業。一九五○年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師從錢穆,成為第一屆畢業生。一九五五年,獲推薦入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歷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先生曾經喻稱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評論政治,而不會參政。自一九八○年代起,余先生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擲地有聲。二○○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頒授余先生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而為表揚余先生為史學作出之貢獻,新亞書院聯同崇基書院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

「滿洲黨」不改革,就逼出一個辛亥革命來

馬國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進行改革,試圖挽救危局。學界把清末改革稱為「清末新政」。近年來,大陸學界對於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評價較高。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你怎麼評價清末新政呢?

余英時:所謂「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這種改革從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但是沒有觸及體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第一次提出來改造「君主專制」體制,實現「君主立憲」,這才是改到了體制的關鍵。戊戌變法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當時人非常興奮。資料表明,當時知識界對世界、對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覺得,這是唯一一條可以避免危機的道路。兩種勢力促成了戊戌變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份地方巡撫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歷史學家陳寅恪講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個改革並不是講公羊春秋之類的意識形態,而是實務要改革,不改革中國就存在不下去。遺憾的是,機會丟掉了,原因就是權力鬥爭。慈禧太后在咸豐死後掌握朝廷實權,同治死後以年幼的光緒來繼承王位,繼續控制權力。隨着光緒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兩個人的權力衝突發生了。當然,光緒沒有奪權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國,認為列強瓜分的危險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漸露機芽」,所以逼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緒的想法改革,勢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馬國川:因為實權都在慈禧太后手上,所以一旦慈禧公開反對改革,改革力量立刻土崩瓦解。戊戌變法僅僅進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敗告終。

余英時:戊戌變法失敗的第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庚子之變」。變法失敗後,康梁都被外國人保護起來了,繼續在海外活動。慈禧太后惱恨「外國勢力干涉」,全面反動,利用沒有受過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國人的心理「扶清滅洋」,於是義和團興起。她不知道,煽動群眾運動勢同玩火,結果八國聯軍進京,慈禧太后倉皇西逃。

馬國川:「庚子之變」後,清王朝似乎痛下改革決心,實行了廢科舉、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陸學界一般把這一時期的改革稱為「清末新政」。

余英時:「庚子之變」以後是不是有改革?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們不能認為,廢除科舉就是改革。廢除科舉只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人才不夠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沒辦法對付現在的世界。至於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務運動中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是行政改革啊。我們要分別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變後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調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個體制的大陸在八十年代進行的改革,也是行政改革。雖然清末提出了「立憲」,但也是「預備立憲」,而且還要等待九年以後才開始(陳寅恪輓王國維詩中所謂「君憲徒聞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棄權力,不肯改變「君主專制」體制的。因此,我認為沒有甚麼「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調整來緩和危機而已。實際上,危機緩和不過去,於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馬國川:你的觀點確實與大陸學界不同。大陸有很多學者認為,清末新政搞的轟轟烈烈,而且還有很多成績。

余英時:我不敢說我的看法一定正確。但就我所讀過的史料,包括各種公私記載,以及現代學人的相關著作,我沒有看到清末有甚麼「轟轟烈烈」的「新政」。戊戌變法以後,慈禧和滿洲保守派貴族最怕滿洲政權被漢人奪走,哪敢真正讓漢人士大夫進行認真的改革?只要一讀以前李劍農先生的名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幾十年的中國近代史作品,包括劍橋中國史在內,即可知其大概了。總之,清末滿人最關心的問題是亡中國,還是亡大清?在滿洲權貴看來,大清比中國還重要,權力還是要掌握在自己手裏,漢人不可信,像袁世凱那樣的能臣也要罷官回家。所以我認為,統治中國的滿洲就是一個黨,滿洲黨。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所有重要的官職都是滿洲人,漢人僅僅是輔佐。就像黨國體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職位都是黨員擔任一樣。清朝有一個內務府,專門負責管理滿人,相當於他們的「組織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裏決定。滿洲黨不能丟權,丟了權等於宇宙毀滅一樣,所以它的命運已經注定,只有被推翻。

〔Vic:借用余先生的說法:現在統治中國的就是一個黨,共產黨。在中共權貴看來,政權比中國還重要,權力還是要掌握在自己手裏,人民不可信。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黨國體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職位都是黨員擔任,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黨內決定。共產黨不能丟權,丟了權等於宇宙毀滅一樣,所以它的命運已經注定,只有被推翻。〕

馬國川:大陸有些人士認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黨人鼓動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實行廢科舉、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而你認為清末沒有真正的改革,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謂「改革和革命賽跑」。對嗎?

余英時:「改革和革命賽跑」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滿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經濟方面、技術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權力,結果只能使「滿洲黨」更加專制,這算甚麼改革呢?沒有體制上的改變,就無所謂改革。「滿洲黨」的一句話,就能夠把所有的努力都消滅光。這就是清末非逼出辛亥革命不可的原因。

〔Vic:再借用余先生的說法:中共改革只能限制在經濟方面、技術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權力,結果只能使共產黨更加專制,這算甚麼改革呢?沒有體制上的改變,就無所謂改革。共產黨一句話,就能夠把所有的努力都消滅光。

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

馬國川:那麼能不能說,滿清是由革命黨推翻的呢?

余英時:也不能說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變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義,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滿清說垮也就垮了,於是民國成立。事實上,民國轉換並沒有經過一個很嚴重的革命,絕不能跟法國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沒有甚麼暴力,是社會成本很低的一場革命,結果也並不壞。早期的議會是相當認真的,很有效力。否則,宋教仁就不會被袁世凱暗殺了。所以幾十年後的國民黨時代,還有很多人懷念當年的議會。還有一點,辛亥革命前後,地方社會有很大進步。清末江蘇、浙江一帶新學校紛紛出現,都是地方鄉紳們搞起來的,不是朝廷的貢獻。人民的自發性很重要的,如果沒有自發性,社會根本不可能前進。只要地方的領袖有開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會有許多進步。這些進步不是依靠政府發命令搞出來的。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也要從這樣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過份集中在集權體制上。

馬國川:有人說,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國的憲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這種說法有無道理呢?中國有無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卻經由立憲運動逐步演化為憲政體制?

余英時:這種觀點我不大能接受,持這種觀點的許多人都是體制內出來的,對於早年相信的東西很難徹底否定,總認為原始的設想是好的。他們有意無意地對舊體制有些迷戀,把慈禧太后投射到當代威權人物身上。

馬國川:其實,慈禧晚年也很清楚,一方面她在大張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權力聚攏到滿洲貴族手裏了。

余英時: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經過革命的劇變。舊體制某種程度解體以後,新的東西才能出現,但是並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兩回事。當初,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國大陸恭維,可是 1989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年紀念前夕,西方史學家,從歐洲大陸到英、美,都對它的暴力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摘。暴力導致法國直到今天政治還沒有完全安定,而英國自從國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台以後,再也沒有別的暴力革命。美國除了內戰之外,後來也沒有再發生流血革命。

馬國川:英國、美國之所以能夠避免暴力革命,是因為它們建立了民主體制。

余英時:民主體制的好處,就是一個黨不用擔心滅亡,被選下去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只要自己求進步還可以重新上台。這與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迴圈完全不一樣了。歷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開始時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權力,最後非要給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臨死前只有哀歎,希望子子孫孫不要生在帝王家!各個王朝壽命長短不一,總是要經過流血改朝換代,再流血再改朝換代,永遠在封閉的系統裏迴圈,以萬千生民的鮮血作為潤滑劑,沒有政治文明可言。在國民黨時代,左派人士罵國民黨不搞民主,有個對聯寫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好對聯啊,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Vic:的確是好對聯,到現在還很合用,只需要改送給共產黨。〕

馬國川:對於執政者來說,權力就像賈寶玉的「通靈寶玉」一樣,那就是它的命根子,絕對不能碰。

余英時:就是命根子,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計。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執政能力,但是不能讓我放鬆掌握權力的手。不平則鳴,怎麼可能在不公平之下,還能永遠維持秩序,維持人家對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Vic:共產黨也不求人家尊敬,他們只求改造民眾思想,令人心甘情願當奴隸,令人身為奴隸,卻抱持帝王思想,老在想:中國這麼大,政府不易為,千萬不能亂!〕

「中國人思想上的一個大敵」

馬國川:辛亥革命後中國陷入長期的軍閥混戰,有些人據此對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評,如果當初不把秩序破壞掉的話,就不會有後來的混亂局面。雖然辛亥革命本身是一個代價不高、成本不高的社會革命,但是打開了一個閘門,從此以後洪水滔天了。你怎麼評價這些觀點?

余英時:用暴力推翻另一個秩序,這是我最反對的。因為暴力革命以後,一定用暴力維持,否則自己就要垮台。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義不久,各地宣佈獨立了,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權威沒有了,一個三歲小皇帝有甚麼本領呢?所以,滿清是自然解體的。我們把這個解體叫做「辛亥革命」。「革命」是從日本人那裏借來的名詞,它與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變革,就是改朝換代。滿洲垮掉以後,袁世凱當國,這個人自私,但也相當負責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沒有了權威人物,於是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

馬國川:北洋軍閥走馬燈似的輪流上台,整個政治局面相當混亂。

余英時:混亂時期也有好處,在這個混亂時期才會有五四運動出現。如果有強人控制場面,五四運動就不可能發生了,許多新思想也就進不來了。這是歷史的弔詭,軍閥本身自然是負面的東西,但軍閥時代卻為思想學術的自由創造了條件。因為軍閥各自為政,不管老百姓,言論反而自由。而且軍閥腦筋簡單,沒有深文周納的心思,不像後來黨國體制對意識形態那麼密切關注。那個時期,從政治上看一塌糊塗,但是從社會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負面的,許多新東西就是在那個階段出現的。北京大學不就是在那時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學嗎?另外,因為當權的軍閥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紳士、地方領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簡單地把歷史簡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塗,整個中國都在往後退,事實並不如此簡單。

馬國川:其實中國地方社會還是在不斷地進步的。

余英時:在國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會發展了十幾年。我們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為生活奮鬥的過程中,自然就改進了社會。政府不可靠,人們就要自立。總之,我不認為辛亥革命後中國如何混亂,也不必怕混亂。有些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提倡「告別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亂。「革命」確有種種不同的意義。如指「暴力革命」而言,我也贊成「告別革命」。但若指從下面民間發出群體抗爭,要求合理變革,而不使用暴力,則我們反而應該贊同這種革命,否則大家都乖乖不動,不敢冒犯權威,造成混亂,那便是讓不講理的統治者永遠主宰老百姓的命運了而混亂和秩序都是相對的,即無絕對的秩序,也無絕對的混亂。數學上有一個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論」。混亂沒有甚麼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革命亂殺人。我當然不是提倡混亂,而是認為混亂必須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維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會招致最大的混亂。

馬國川:從北洋軍閥到後來又變成了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這裏面是不是也有一個內在邏輯?為甚麼會走到這一步呢?

余英時:這牽涉到國際形勢,中國走到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關鍵。日本在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軍國主義者中下級軍官手上,驕橫已極,自信可以用武力稱霸亞洲,中國成為他們的吞併目的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強有力的政黨凝聚力量,一致對外,所以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口號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大家都要擁護黨,於是培養出一個黨國體制。這是中國的悲劇,所以我始終不原諒日本軍國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一九二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也是從蘇聯來的。孫中山急於成功,無法很快拿到政權,就學蘇聯的方式,然後把集權的黨組織建立起來,黨高於一切。

馬國川:然後,中國就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了。

余英時:我親眼看見歷史嘛!我的政治記憶從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和次年抗日戰爭開始,我上過一二年的臨時中學,對國民黨堅持的「黨化教育」印象很深。歷史上有甚麼王朝可以是永遠維持的?中國最長命的朝代是周朝,八百年,中間好幾百年還是戰爭狀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重慶豪言壯語地聲稱,周朝八百年,我們國民黨六百年總該有吧?!並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份人是相信的。可是,沒到兩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前車之鑑,清末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教訓。中國的問題就在於,沒有從歷史中真正吸取教訓。

大陸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馬國川: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國有哪些進步?在你看來,中國應該從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中吸取哪些教訓?

余英時:實質問題是,中國在現代化路上前進了多遠?比如,日本變革那麼大,雖然仍保持着天皇制度,但真正實現了君主立憲。中國雖然搞了民國,但是至今還沒有實現憲政。二戰後,日本在美國壓力下實行了民主選舉,重寫了新憲法,軍國主義大體上不是亞洲和平的威脅了。多數日本知識界的人(就我認識的來說)是愛好和平的。幾年前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他便是反對原子彈的先鋒,給我印象很深。民主選舉是無法躲避的。剛打天下的時候可以說老百姓支持,「民心向背」,否則成功不了。但是不可能幾十年都講這種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種老調子已經唱完了。沒有合法性,難道又要靠暴力革命取得合法性嗎?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選舉嘛。民主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東西,但在長距程中則是最能保證穩定的制度。除了北韓、北越等少數國家,二戰後亞洲大多數國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變越好。台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社會,民主不是照樣實行,普世價值不是照樣接受?大陸如果有智慧,應該認真吸取台灣經驗。〔Vic:可是許多大陸人只看到台灣議會裡的打架場面,然後就視台灣的民主實踐為一場笑話,不知道真正可笑的是自己。〕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模式,一切都由一個組織、一個黨、一個中央來發號施令,大家跟着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長此以往,維持不住,社會非崩潰不可。且不要說做得好與壞,做得好也不行。前三十年專搞「階級鬥爭」,只信仰「有權便有一切,無權便失去一切」。後三十年因為受到民窮財盡的逼迫,於是開始了經濟開放,接受了市場的觀念。經濟成長之快,有目皆睹。但這是在絕對政治控制下的市場,不是「自由市場」。我讀《紐約時報》多次專欄報道,知道今天大陸市場全控制在一百二三十個國有企業之手,它們壟斷一切資源,利用廉價勞工,吸引大量外資。發財之後大量建設硬體,鐵路、公路、建築物在各地都興起了,外表十分壯觀,但內情則不可說,不可說。私人企業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錢而無權作為後盾,是保不住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嗎?所謂模式別人也可以仿效,「中國模式」誰能仿效呢?某種程度上集權體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做出錯誤決定,後果就不堪設想。所以我認為,中國現行體制根本談不上「模式」。

馬國川:現在許多人相信,有了錢就可以買一切,有權力也可以吸引一切。

余英時:一般講,中國老百姓都是比較聽話、比較順從、比較服從權威的,不大容易造反。中國多少年來比較安定,也有賴於此。人民沒有自覺性,只要給點小恩小惠就得過且過了。知識界也是如此,知識分子被權和錢雙重腐蝕得相當多了。不過,我所接觸的學者中,還有不少有正義感、不為自己謀利,肯為中國着想的人。從前只有講權力,完全變成了一個權力操控的社會。現在呢,把權力放出一部份賺錢,再以金錢來養權力,因此造成普遍的腐化。反腐敗不會有效果的,反而可以用利益收買一大批人擁護、歌頌現行體制,甚至稱其為「新模式」。實際上是,這種模式是維持不住的。另外,現在法律得不到執行,「我爸是李剛」就可以少判幾年。長此以往,怎麼能維持長治久安呢?對中國的思考,必須要跳出圈圈,六十多年搞下來,許多人思維無形中就被困住了。

馬國川:官方對於「中國模式」也抱着謹慎態度,因為現在各種社會矛盾很多,貧富矛盾加深,遠沒有到歌舞昇平的時候。其實,比貧富矛盾更深層的矛盾是官民對立。

余英時:中國是一個官本位國家,一點都不假。從前大學校長如蔡元培,受到知識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聲望甚至超過元首。現在只是一個個司局長或副部長,沒有人知道中國有甚麼好的大學校長,成為精神領袖的更沒有,所以文化墮落。不要說別的,至今沒有出過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華裔拿到諾貝爾獎的都是在美國訓練出來的,都是美國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諾貝爾獎?

馬國川:但是一些人仍然信心滿滿,只要有了錢,就可以打造一個大國,現在「大國崛起」的聲浪很高呢。

余英時:我承認,現在大陸的經濟實力在增強。但是,是不是一個文明大國,要比文化,要比藝術,要比科學,比人文研究。並不是有錢了,就能夠成為現代國家。腰纏萬貫的暴發戶並不等於有教養、使人起敬的社會精英。

所謂普世價值,中國古已有之

馬國川:與宣揚「中國模式」相呼應,一些人極力反對「普世價值」,指摘普世價值是西方的價值。

余英時:所謂普世價值,如人權、自由之類中國古已有之,只是沒有西方所流行的這些名詞罷了。比如,孟子講「明君制民之產」,就是講政府對人民應盡的義務,反過來說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其中不只包括田產權、工作權,也包括教育權(為「庠序之教」)等。「民主」雖然不是中國名詞,但是要給老百姓權利,以老百姓為主體,這種觀念早就有,否則《尚書.泰誓》怎麼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實人人心裏都有、都嚮往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一種民主態度。人權的核心觀念是每一個人的尊嚴,能自己做主,這在儒、道兩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來,許多學者,包括孫中山在內,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國傳統中找普世價值。胡適去美國演講(四十年代),也強調中國的「民主」雖未發展成功,卻具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基礎」。不能說,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的。中國也有普世價值,應該把自己文化傳統裏的普世價值好好進行整理。不但中國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 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馬國川:普世價值的觀念在中國遭過了很大的曲解。

余英時:曲解後就被維護體制的人利用,西方的東西我們要不要?偶爾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廢話嘛如果不承認「民主是好東西」的話,共和國也不是好東西了。那還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嗎?中國人一直講,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

馬國川:能不能說,在現代社會所謂「民心」,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普世價值?

余英時:是普世價值。每個人生下來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這就是所謂自由。佛經上到處都是自由、平等。權利和義務是相對的,不能說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中國語言是從義務方面着眼,不強調應該得到甚麼。強調我應該做的,對別人來說就是權利。兩種不同的語言。講的是同一個事實。動輒反西方,完全對歷史不了解,而且封閉歷史、曲解歷史,這樣下去,中國哪能變成大國呢?

馬國川:看來,你對未來是悲觀的。

余英時:短期,我有點悲觀;長期,我是樂觀的。利用廉價勞工和資源,經濟高速增長能夠維持嗎?如果社會越來越不平等、不公平,將來如何維持秩序?如果不能維持秩序,黑社會也會越來越厲害。隨着早期革命時期出現的「強人」的凋零,集權體制越來越難以維持了。大的變局很快會出現的。

馬國川:清末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出現,辛亥革命以後民族主義越益發展。近年以來,民族主義思潮又興起。在權威消失、社會解體的過程中,會不會出現一些人利用民族主義,走上二戰前日本或德國的道路呢?

余英時: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民族主義的激情很容易煽動起來,義和團便是前車之鑑。現在搞民族主義,就是要轉移視線,把國內矛盾轉移到外面去。那就可能造成世界大戰,不是暴力革命的問題了。民族主義是一個雙刃劍,最後也可以傷到始作俑者。我對現實不抱太多的幻想。但是我相信,中國有這樣悠久的文明傳統,中國社會裏總有一些精神力量是會發揮作用的。必須有社會空間、文化空間,政治無法完全干預。文革時代大概是徹頭徹尾的控制和操縱,現在有人想重新搞「文革」那一套,我相信是絕對做不到的,對一般老百姓不會有影響的。

對中國未來不必那麼悲觀,十幾億人,每個人總有一些小空間做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託在政治權力上,政治權力是暫時性的,一時威風凜凜,過時就不行了。千萬不要心灰意冷,還要繼續向前,各盡本份。現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可以改進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許多空間還可以做事。等到有一天有變化以後,這些東西都有用了。

重建價值觀念

馬國川:辛亥革命以來,甚至是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進。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確立自己的現代身份?這是你多年研究的一個問題,也是許多人關注的一個問題。

余英時:中國文化傳統裏許多價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為將來中國的指導原則,也不可能成為新的意識形態。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在公領域,只有實行民主選舉、司法公正等現代制度。私領域就是個人道德、人和人之間關係,儒家思想可以發揮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變成憲法,只能是社會上的一種文化力量,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釋道三教都丟掉了,中國的精神領域便未免太貧乏了。

馬國川:現在中國社會一方面沒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儒家的東西被破壞殆盡。沒有價值觀念,沒有信仰,沒有底線。

余英時:尤其是 1949年以來,一方面把中國文化傳統當作封建毒素來批判和咒罵,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評為資產階級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結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後所推崇的就是階級鬥爭之類的暴力。在現代社會重新建立價值觀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培養出來,決不能靠政治力量從上而下強迫灌輸。中國人要培養一些價值,這些價值在中國既有底子,又跟其他文明價值可以配合。這就是我們文化界、學術界、藝術界所當共同建設、共同努力的方向。

馬國川:中國文化傳統裏面是有資源可以利用的。

余英時:從儒、釋、道到民間文化中都有許多精神資源可以提煉出來和現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價值雖受反傳統潮流的衝擊,仍潛在於人心中,時機一變,可以召喚回來。關於怎麼樣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如何處理好天理人情,這是中國很特殊的地方,文化傳統也可以解決實際問題。學術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層面,儒家有些價值可以復活。不過,「三綱五常」已決不可能恢復了。現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為一個替代性的意識形態,高揚民族主義,若如此,則是把中國傳統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後再造新「孔家店」,這是一個很不智的事情。要把私領域跟公領域區分開。公領域不可能由儒家來掛帥。因為除了伊斯蘭教,現在任何國家都不允許任何一家教義或學術在憲法內佔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種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憲法內得到保證。

馬國川:你說過,中國有沒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選擇價值、理解世界。請問,中國應該選擇甚麼價值,如何理解世界?

余英時:我沒有資格建議應選甚麼價值。我只能提一個原則,即所選價值是開放性、多數文明社會都能接受的。開放心靈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決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為中心。

馬國川:你還說,「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你所謂的主流之「道」是甚麼?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核心價值相容?

余英時:我所謂「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普世性文明。我從不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對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謂「道」便是重視「人」的道,群體和個人都同時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價值。

採訪時間: 2011年 6月 22日夜,電話採訪,
北京—普林斯頓,略有刪節。

2011年9月24日 星期六

古德明 - 「待理會」委員會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9月24日

中共副總理李克強訪香港,有香港市民遭似警似賊者違法拘留,有香港大學生遭是賊是警者肆意禁足,一時輿論鼎沸。於是,香港大學宣布委任特別小組,檢討鎖校安排;警方也聲言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市民投訴。這樣雙管齊下,沸沸揚揚的輿論漸告平息。

宋徽宗年間,丞相趙挺之去世,徽宗親往弔唁,遺孀郭氏哭拜,乞求恩准三件事,其一是謚號中帶一「正」字。三事徽宗答應了兩件,只在賜謚問題上說:「待理會。」時人發覺,徽宗每次這樣說,都是「不會理會」的意思。趙挺之後來獲賜謚號「清憲」,郭氏第三個請求果然落了空(《老學庵筆記》卷四)。

香港大學的檢討,宗旨據說是「供日後鑑戒」而不是追究責任,檢討小組主席黃嘉純更是效忠中共多年,然則「檢討」顯然只是「待理會」的意思。至於警方的專責委員會,調查報告將呈交行政長官曾蔭權,而曾蔭權早已盛讚「警方執法得當,直可為世表率」,然則報告內容,看來也不外「待理會」三字。李克強今天重臨香港,違法拘留、肆意禁足事件保證會一一重演。事後再添幾個待理會小組好了。

七月二十三日,溫州高速列車相撞,傷亡枕藉,中外嘩然。溫家寶到場致祭,信誓旦旦,說國務院專責小組將徹查事件,調查報告至遲九月十五日發表。今天是九月二十四日,調查報告還是只見於無何有之鄉。而類似的調查不知凡幾。三聚氰胺毒奶粉案。四川地震豆腐渣樓房案。還有千萬宗河山污染案。還有萬千宗共幹貪黷案。這萬種千般中共政績,就在不絕的檢討聲中,乘着調查委員會輕舟,一一闖過了民憤重山。

中共治下,要真正調查權貴行事,在大陸可問尋釁滋事罪,在香港會招來四方八面抵制打擊。香港大學的檢討小組,終審法院前任首席法官李國能婉拒加入;同時,立法會的亞洲電視操控新聞調查,電視臺前新聞主管梁家榮應邀發言,卻不惜自毀名節,推翻「我無力阻止(操控)」的前言。共產黨的幽靈,怎樣飄入人心,已是了然自見。

當然,中共的眼中釘,一遭調查,調查工作決不會在「待理會」委員會裏不了了之。九月一日,香港廢補選權歌頌大會被反對者破門而入;九月二十一日,破門者就被抓上法庭,哪裏要什麼窮年累月淡寫輕描的調查報告。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1年9月23日 星期五

譚衛兒 - 「咬牙切齒」與「輕鬆帶過」──還梁家榮一個公道

2011年9月23日

Vic:一、無人話有償新聞不是茲事體大,亞視管理層這種踐踏新聞專業的骯髒手段,當局應追究到底。只是因為江澤民死訊事件明顯更受矚目,而且同樣事關重大,議員與公眾眼下更關注此事,合情合理。

二、梁家榮先生如今備受冷嘲熱諷,可謂咎由自取。他當日辭職後說自己盡了力仍阻止不到江死訊出街,訊息清楚,沒有什麼令人誤會的餘地,但上了立法會就變成壓力下判斷出錯,實在令人無法接受。或許梁先生受了不足為外人道的壓力(事發時及事後),但如果要天下人相信他說的話前後一致,毫無矛盾,那是強人所難、自欺欺人,因為壓力下判斷出錯與盡力阻止不果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梁先生果真是壓力下出錯,早該第一時間公開說清楚。

三、今次事件中的「消息人士」性質特殊,什麼樣的消息人士會對新聞機構負責人強力施壓,要求新聞一定要盡快出街、馬上出街?真是聞所未聞。假設江澤民當時真的未死(誰敢肯定?),這消息人士根本就是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利用傳媒公器玩弄公眾。這樣的人,是新聞專業、新聞自由的敵人,根本就不是新聞工作者應該保護的消息人士。梁家榮講「你用支槍指住我個頭,我都唔會講(誰是消息人士)」,只是令人覺得極度荒謬。

四、以梁家榮幾十年新聞工作經驗,這件事搞到今日這田地,誠屬他個人的大不幸,但香港公眾更不幸,被人耍弄了一場,還無法釐清真相。梁先生的確欠公眾一個交代。譚小姐還梁先生一個公道,誰來還香港人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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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周一的立法會會議上,我的前上司梁家榮儼成箭靶,其中以張文光議員的說話最重:指他在誤報江澤民死訊一事上「輕鬆帶過」,對有償新聞則「咬牙切齒」。我絕對理解議員們的質疑,易地而處換了我是議員,亦會狠狠質問,因為是次亞視風波,正如我的同事們在聲明中所指,不但是亞視的事,而是香港社會的事,因為亞視是由政府發牌的公共機構,大氣電波為港人所共享,新聞自由則是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是《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不幸地,聆訊之後,出現一些對「榮總」(我們都習慣以此稱呼梁家榮)極不公道的指摘及懷疑,作為與榮總共事多年的下屬,作為是次風波相關人士之一,我心甚難過與不安。因這不但關乎榮總數十年新聞工作者的清譽,更關乎社會大眾如何聚焦跟進事件。我不能代榮總發言,但我心中一些感受,不吐不快。

有償新聞風波 茲事體大

我的導師之一、中文大學蘇鑰機教授說過,新聞自由不只是新聞工作者的事,亦需要傳媒機構的管理層、投資者,以及全社會自動自覺去維護。先看看榮總「咬牙切齒」的有償新聞,這絕非某電視台某個節目定性如何?或個別人士違反新聞工作者道德操守的單一事件,而是涉及傳媒運作、經營模式、監管條例有否灰色地帶?以及社會對傳媒公信力及盈利目標如何平衡這大是大非的議題。僅從以下三方面簡述我的一己之見:

首先,從新聞工作者層面來說,恪守新聞操守及新聞道德是最起碼的要求,任何故意混淆新聞工作者身分還振振有詞為「替公司賺錢」的言行,不但涉及個別以記者自居人士其身不正,更衝擊香港新聞從業員的整體底線,這道防線一旦被衝破,後果必然是新聞道德淪陷!嚴重打擊香港新聞工作者的整體質素及公信力;

其次,從傳媒機構管理層及投資者角度來說,千方百計保證及爭取公司最大利益理所當然。但竊以為,傳媒機構的利益涵蓋兩方面:一是經濟金錢收益,二是機構形象,包括其新聞部公平公正的專業形象,兩者互為因果,缺一不可!監管機構及社會不接受新聞節目滲入廣告成分,非但不是封殺傳媒的生財之道,反而更保障了傳媒合法合理生財有道。若傳媒機構管理層或投資人自覺或不自覺,默許甚至鼓勵新聞及廣告內容界線模糊化,不但弄巧反拙有損公司整體利益,更令香港新聞的整體質素及公信力不斷被蠶食,後果堪虞;

第三,從香港的角度看,是次有償新聞風波不是亞視的事,而是茲事體大,正如我當日在立法會上所言,香港是國家金融中心,也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這端賴財經資訊公正公平的流通,一旦有意無意主動邀請外來商業利益直接介入節目的編採安排,混淆財經記者與專業廣告銷售人員的界線,媒體管理層更鼓勵推廣或默許此「賺錢」模式,打着財經新聞節目的旗號行利益掛鈎之實,在當今急速變化的國際經濟大環境下,財經新聞的不偏不倚名存實亡,不但有違最基本的新聞道德,更損害公眾利益,不啻令香港這個金融中心蒙羞,如此重大問題怎不「咬牙切齒」?

撕心裂肺的痛與「無力」感

至於當日議員們關注的另一新聞干預的議題,同樣事關重大。梁家榮重申,他說過的話不會收回!這正是榮總做人做事的一貫作風,但一方面不收回「無力阻止」之說,卻又一力承擔責任,給一些人今是而昨非的感覺,對此我深感理解,因我本人也一度迷惘。但認真回味榮總的字字斟酌,我堅信一向深思熟慮的榮總當時所言,恰恰貫徹了他始終如一的行事作風,絕沒有打倒昨天的我。

首先,榮總堅拒收回「無力阻止」之說。作為當日有份參與處理該報道的榮總的副手,我深刻體會到那種被不斷催促的壓迫感,在一個只有30多分鐘的新聞時段內,榮總堅持了十數分鐘,可謂每分每秒腦交戰都在加劇,那種迫在眉睫的感覺不足外人道;一個困難而重要、最終卻被證明是錯誤的決定出自己手,那種自責、自疚的難過與無力感,可想而知;對於從事新聞工作數十載的榮總,不推卸終究是新聞部報道出錯這一事實的責任,選擇辭職,暫別(希望不是「長別」)他熱愛的新聞工作,離開他牽掛的新聞部同事,那種撕心裂肺的痛與「無力」感,我感同身受。
唯一令榮總稍感安慰的或許是,在他一再堅持下,最終及時制止了有關特輯的播出,避免新聞部錯上加錯!

「干預新聞」的指控是否成立呢?個人的「無力阻止」感覺,又是否等同「證據」而推定出一個嚴重指控呢?我相信人們心中自有一把公道的尺。任何一位有良知的新聞部負責人,絕不容許「干預」發生,但當感覺已是無能為力時,別無它選只能辭職,除非你願意繼續「和稀泥」!莊嚴的議事堂上,榮總選擇了不以個人感受而妄下判斷,而提出「證據」之說,恰是負責任的做法,但他個人早已辭職以示承擔與明志。而作為他的副手,我深信並尊敬榮總的誠信,所以決定跟隨請辭。亦多謝公司管理層隨即讓我休假,令我有更多閑暇反思,並催生此文。

懇請大家關注「證據」的重要性

正如查案要有證據,記者報道新聞也不把個人感受和意見當成事實或證據報道,一如湯家驊和梁家傑兩位大狀議員所指,記者和律師都着重「咬文嚼字」,榮總一再強調的「沒有證據」,是「咬文嚼字」的必然答案,這點我深深理解。公眾的疑問當然未完全解開,但我相信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榮總非但沒有「輕鬆帶過」,反而帶出「講證據」這一重要原則,我懇請大家關注「證據」的重要性。香港是法治社會,沒有足夠的證據,不應輕易下結論;但香港社會,香港市民有足夠的智慧明辨是非曲直,我堅信,公道在人心。

公道在人心

借此版面,衷心感激立法會、社會各界對是次亞視風波的關注,衷心感激亞視新聞部的同事們(我仍休假,故可稱他們為「同事」),他們的支持和堅持,香港社會有目共睹。

2011年9月21日 星期三

Vic - Quotes of the Day 34

2011920


If only there were evil people somewhere insidiously committing evil deeds and it were necessary only to separate them from the rest of us and destroy them. But the line dividing good and evil cuts through the heart of every human being. And who is willing to destroy a piece of his own heart?
如果問題只是有些邪惡的人在某處暗中作惡,而我們只需要將他們隔離開來,加以毀滅,那該多好。但是,善與惡的界線劃過每一個人的心,而有誰願意毀掉自己部分的心?

- Alexander Solzhenitsyn, novelist, Nobel laureate (1918-2008)


Too many parents make life hard for their children by trying, too zealously, to make it easy for them.
太多父母因為太努力嘗試讓孩子舒服過活,結果反而令他們日子艱難。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poet, dramatist, novelist, and philosopher (1749-1832)


Many a secret that cannot be pried out by curiosity can be drawn out by indifference.
好奇打聽仍無法得知
的秘密,很多時候可以靠假裝冷漠刺探出來。
- Sydney J. Harris, journalist (1917-1986)


古德明 - 夫人喬遷,哀哉文明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9月21日

香港東區區議員郭偉強最近廣發通告:「喬遷通知:議員辦事處新地址。」郭議員還應該加上一句:「歡迎小民到我府上拜謁。」

「喬遷」兩字,出自《詩經‧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說的是鳥兒從深谷飛上高(喬)樹,後人就用「喬遷」一詞祝賀人家升職或遷居,帶恭維含義,例如明朝陸采《懷香記‧掾房訂約》有「官人喬遷到此」一語。現代漢語人不懂中文,連「喬遷」含義都不知道,就拿來用,還以為措詞文雅。郭議員應該用的中文是「搬遷」,恭賀者則不妨說:「欣聞先生喬遷之喜,謹申賀忱。」

和郭議員一樣不懂中文的,有新中國前總理朱鎔基。他參觀清朝鉅富胡雪岩故居,題字說:「偕夫人和愛女於胡雪岩故居。」按「夫人」是古代王侯、高官妻子的尊稱,也可用來尊稱人家的妻子,例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一段對話:「杜少卿道:『拙荊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既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對人稱呼自己的妻子,中文常用「拙荊」、「山荊」、「賤荊」、「荊人」等詞,取「荊釵布裙(荊枝為釵,粗布為裙)」意思。朱鎔基筆下的「夫人」,驕奢意氣未免太甚。

當然,讀《三國演義》第五十五回,你會看到劉備跟妻子說:「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但這個「夫人」,是「妻子你」的客氣說法,用於夫妻之間,和朱鎔基以「夫人」稱「我的妻子」截然不同。

現代漢語還有一點和中文迥異,就是專門顛倒黑白。香港現代漢語學家針對呵權罵責者,最近就發明了「語言暴力」一詞。古人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動口是語言,動手才或許是暴力。但現在連動口都是「暴力」,你說現代漢語欲加之罪厲不厲害?這和毛澤東發明的「人民民主專政」一樣,把反詞義當做同義詞,把黑當做白,白當做黑,無非是要混淆視聽,以愚黔首〔黔首為平民之意,四字詞可寫布衣黔首〕。〔Vic:「語言暴力」一詞是否說得通,視乎暴力一詞的意思。若暴力只能指武力,則無語言暴力這回事。但按一般人的認知,暴力可以是更廣義的:惡意或以強制手段傷害人,皆可算暴力,不一定要傷害肉體。此所以有「制度暴力」一說。而像中共的文革式批鬥語言,一般人會認為是一種語言暴力。台灣各級議會中流氓所用的語言,亦多暴力。〕

不是民智日壅,有一句話怎成為名言:「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說服不是文文明明的講道理,令人家心悅誠服,難道是憑暴力?以力服人,還叫做「說服」嗎?這一點,連毛澤東都明白。請看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今天,「請用道理來說服我」、「請不要用武力來說服我」之類拾人涕唾言論,響遍傳播界,譜成一曲中文輓歌。〔Vic:龍應台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大意是請中共用大陸的文明表現、文明成就去說服人,不要用無恥虛偽的宣傳加威迫利誘,並不是說「請文明地說服我」,所以其實是說得通的。〕

一個民族,連像樣一點的語文都沒有,還可以算是個文明民族嗎?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1年9月20日 星期二

Vic - Quotes of the Day 33

2011919


News is what people want to keep hidden; everything else is publicity.
有人想掩蓋的才是新聞,餘者皆為宣傳。

- Bill Moyers, journalist (1934- )


Only enemies speak the truth; friends and lovers lie endlessly, caught in the web of duty.
只有敵人會跟你說實話;朋友與戀人基於義務,不斷地說謊。

- Stephen King, novelist (b. 1947)


I prefer the sign NO ENTRANCE to the sign which says NO EXIT.
我寧可看到「禁止進入」的標誌,也不想看到「此路不通」。

- Stanislaw J. Lec, poet and aphorist (1909-1966)


梁家榮事件 誠屬不幸

Vic:2011年9月6日,也就是梁家榮辭職離開亞視翌日,我寫過一段〈向梁家榮先生致敬 須追究亞視高層責任〉,今日看完梁家榮出席立法會會議的相關報道與評論,只能苦笑,然後不禁心情沉重。

梁家榮當日說:「希望大家謹守新聞工作者的原則去做新聞,一定要記住,我們服務的是社會大眾,我們係有社會責任。新聞原則、新聞操守守不住,就冇資格做新聞。」何等擲地有聲!

而他當日指自己盡了最大努力仍然無法阻止江澤民死訊報道出街,也是清清楚楚地指證新聞編輯自主受外力凌駕,沒有什麼誤會的餘地。但9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針對公眾最關注的江死訊事件,他卻完全改了口供,變成了是自己判斷出錯,誤信消息人士,而且堅拒說出誰是消息人士。

事情發展至今,誠屬不幸:梁先生個人信譽形同破產,日後再說什麼,也必會被人懷疑;亞洲新聞部以至香港公眾被躲在暗處的「消息人士」耍弄了一場,而且可能永遠不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目下香港,似乎事情一涉及北面,一切都會扭曲,道理講不通,真相不可得。

下附明報李先知的文章,以及蘋果日報的評論都很值得一看。

補記一筆:

根據報道,梁家榮說後來消息人士接觸他,他得到的訊息是江的死訊「要盡快出街,要即刻出街」。這就奇了,消息人士為何可以跟新聞機構講消息「要盡快出街,要即刻出街」?什麼樣的消息人士會做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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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0日相關報道與評論如下:

立會解畫 梁家榮被指誤導
前稱「阻不到新聞出街」 昨說「誤信消息人士」

【明報專訊】以「阻不到」誤報江澤民死訊為由請辭、月初離職的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前高級副總裁梁家榮,昨日在立法會上改口稱,誤信「消息人士」才會容許報道江的死訊,但否認新聞部受壓,強調自己「拍板出街那刻,相信消息是真的」。有議員質疑「消息人士」是否來自「管理層以外、更有實力的人」,梁只拋下一句﹕「你用支槍指住我個頭,我都唔會講。」有議員質疑梁的前後說法誤導。

稱「自己犯錯」 未核實第二消息來源

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認為,梁家榮早前表示自己阻止不了新聞播出,現在就指錯信消息人士,前後說法不同,希望他可以清楚交代細節,釋除公眾疑慮。

昨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梁家榮首次透露誤報江死訊當日新聞部內部情况。他指出,在7月6日《六點鐘新聞報道》期間,他的一名下屬引述「消息人士」指江的死訊「消息真確」,他與同事隨即核實消息。

後來,「消息人士」直接接觸梁家榮,指要「要盡快出街、要即刻出街」,梁初時不允,但十多分鐘後終容許報道死訊。他承認「自己犯了一個錯誤」,未有核實第二個消息來源,錯信消息人士。梁家榮重申江澤民的死訊「出街決定權在我身上」,最後證實誤報,只好引咎辭職。

盛品儒:自己王征鄺凱迎非消息人士

有議員質疑梁家榮昨日的說法與他月初離職時有出入。公民黨湯家驊說,「誤信消息和干預新聞運作是兩回事」,民主黨張文光亦指按梁家榮本來說法「阻不到新聞出街」,有誤導之嫌(見另稿)。

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否認自己、王征和高級副總裁鄺凱迎是梁家榮口中的「消息人士」,強調王征作為亞視主要投資者,並無干預亞視新聞部運作。盛表示亞視在今次事件已受慘痛教訓,在會上向江澤民和香港市民鞠躬道歉。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前院長蘇鑰機指事件真相仍未清楚,他認為按梁家榮說法,「消息人士」似乎是來自亞視內部,而亞視內部可要求梁將死訊「即刻出街」的人,很可能是「新聞部以上的人」,對此他表示擔心。他又指盛品儒雖然否認自己和王征是「消息人士」,但每個人對「消息」的理解都很不同,不能排除盛品儒認為「來自北京的消息」才是「消息」,在亞視的中間人則不算「消息人士」。

亞視:王征顧問身分參與會議

民主黨李永達又關注有人「公然用迂迴的方式,找代理人在亞視做董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稱,持牌機構在發牌時需要提交機構董事、主要人員和控股人資料,如有人以外人身分介入或控制持牌機構內部運作,本身已違反持牌條件,廣管局會跟進調查。亞視董事兼高級副總裁欒震國表示,王征是以盛品儒顧問身分參與亞視的員工會議。

議員質疑:無意阻止 非無法阻止

【明報專訊】亞視新聞部前高級副總裁梁家榮9月5日離職當日,其中一句說話最惹人關注﹕「我盡了我所有努力,我阻止不到這單新聞(江澤民死訊)出街。」昨日這句話卻引發他與立法會多名議員爆發舌戰,議員紛紛指他誤導。梁家榮解釋,當日所說的「無法阻止」,是他曾在新聞播放前10分鐘多次查證後,選擇相信消息人士而「放棄阻止」。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批評,「(梁家榮)不是無法阻止,而是無意阻止」。

議員斟酌「阻止」一詞

公民黨湯家驊和梁家傑先後針對「阻止」一詞,直指若新聞最終是由梁家榮柏板,就不是「沒能力阻止」新聞播放。湯說﹕「我不是批評你,但你用『阻止』這字,給人印象是出街前一刻你不認同新聞出街,但仍出了。」梁家榮解釋,「出街前一大段時間我不認同,中間經過十幾分鐘(查證)」,最後在混亂中作決定,又指身為律師的湯在「咬文嚼字」。

二人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六七遍,梁家榮其後打圓場說﹕「明白你的善意,但我知你是引導我答出我曾被人干預,我不會回應的。」

梁:我知你引導我答被干預

梁家傑亦質疑,梁家榮是「阻唔到自己放單新聞出街」,又反駁他身為新聞工作者,應用字準確,又問對方會否收回當日言論,但梁家榮說,「我講得出怎可以收回?」又指「這裏不是法庭,我不是被告,我講說話會比較輕鬆點」。

張文光說,議員並非咬文嚼字,批評梁家榮是始作俑者,意圖令立法會只討論有償新聞,而避開干預新聞自由一事,「(梁家榮)不是無法阻止,而是無意阻止」。

明報記者

梁家榮斥殷莉掛記者銜拉生意

【明報專訊】梁家榮昨日不點名批評《理財博客》主持人殷莉在「新聞部內幾年無甚表現,未做過正式新聞記者」,竟可擢升首席財經記者兼首席主播,又用記者的銜頭發電郵接觸客戶、拉生意,令他感到「極之憤怒」,「呢啲叫做記者?收錢嘅記者、掠水嘅記者?」

指「無表現」獲升首席記者

梁家榮曾嚴厲斥責殷莉和她當時的直屬上司劉瀾昌、即現時亞視新聞部主管,質問他「你咁樣點樣做新聞,呢啲係乜嘢新聞操守」。

早前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節目《理財博客》被指滲入《走進上市公司》的廣告內容,身兼《理財博客》及《走進上市公司》節目主持人的殷莉,被指身為記者拉廣告,有違專業操守。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昨多次強調《理財博客》是「財經資訊節目」,而非「新聞節目」,而殷莉出外見客,都有銷售部同事陪同,她的角色只是配合銷售部為客人介紹節目,「所以她是直接沒有跟金錢掛鈎」。

管理層:殷見客戶不涉金錢

梁家榮指《理財博客》出現問題,全因今年6月新聞部有同事被抽調到其他部門,製作廣告雜誌式節目。後來梁家榮向亞視高級副總裁鄺凱迎反映情况,鄺凱迎曾答應「不會讓她(殷莉)再用這個銜頭」。

已辭職的副總裁譚衛兒補充,她在休假前幾天,仍見到殷莉以新銜頭發電郵。又指殷莉升職一事,她和梁家榮一直被「蒙在鼓裏」。

亞視董事兼高級副總裁欒震國強調亞視「不存在任何收費新聞,亦不存在任何有償新聞」,又指殷莉現時的職位是兼職主持,譚衛兒所說的情况他也是「第一次聽」。廣管局表示收到4宗有關亞視的相關投訴,他們會詳細調查。


李先知 - 梁家榮扭曲真相 亞視記者傷心憤慨

【明報專訊】亞洲電視新聞部前主管梁家榮昨天出席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交代亞視錯報江澤民死訊及涉嫌從事有償新聞兩大事故,梁家榮離職時曾公開表示,自己盡了力仍無法阻止江澤民死訊播出,所以引咎請辭,但昨日卻修改口徑,變成指自己誤信消息來源。此一口徑突變,扭曲了事件真相,令許多亞視記者傷心憤慨,也令支持亞視新聞部的新聞專業組織錯愕不已,認為梁家榮的說法難以接受。

據了解事件始末的人剖析,江澤民死訊播出當天,梁家榮和另一高層譚衛兒對消息未經充分求證便匆匆播出,持強烈保留意見,新聞部上下都知道,但由於播出消息的要求來自比梁家榮更高級的人,新聞部沒辦法,唯有希望消息屬實。指決定來自更高層,有兩個佐證,其一是亞視台徽轉為黑色,這明顯不是新聞部可以決定的,當天新聞部看到時,想勸阻已來不及。另一佐證是新聞出街時曾一度預告,晚上會播出江澤民生平特輯,到晚上被抽起了,這是應新聞部主管的要求抽起的,印證了新聞部主管當時對事情是有保留的。

既然新聞部是被動犯錯,為何梁家榮翌日便遞辭職信呢?了解情况的人指出,梁家榮當時怪責自己,沒有在關鍵時刻盡最大努力反對,例如向高層表明,若堅持播出便即時辭職不幹,他既然沒有這樣做,便應該為事件承擔責任,所以要引咎辭職。消息人士指出,亞視管理層其實也知道,錯報江澤民死訊的責任不在梁家榮,所以一直沒有接納他7月6日的請辭,希望事件淡化,不了了之。

消息人士指出,梁家榮和亞視決裂,其實是由於殷莉事件,即管理層插手新聞事務,瞞着新聞部主管擢升殷莉做首席財經記者兼主播,然後叫她出去約收費的上市公司訪問,這等於搞有償新聞,梁家榮堅決喝止;王征在8月23日召開員工大會跟新聞部理論,梁當着王征的面公然訓斥,用詞強烈,據在場人士憶述,王征憤怒激動至堅握雙拳,翌日亞視管理層支持殷莉開記者會,堅持她做法正確。過幾天,梁便收到管理層信息,決定接納他的請辭,梁最終在9月5日離職。

梁家榮離職時作的公開交代,即盡了力仍無法阻止江澤民新聞出街,以及反對把新聞與廣告混淆,亞視新聞部員工完全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深有同感,所以才會出現連續數日多名主播穿黑衣報道新聞,哀悼「新聞良心」被迫離職一事。梁家榮看到舊同事這麼支持自己,據說也感動不已,因此決定答應立法會的邀請,公開交代事件。

不過,在公開交代的過程中,梁家榮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他因為深信自己要為錯報江澤民死訊負責,所以把一切責任攬上身,把無法阻止出街說成是他錯誤相信了消息來源,這句話令管理層干預新聞自主、外行領導內行的質疑煙消雲散,變成單純的新聞專業判斷失誤,這是新聞部員工最不能認同的,因為他們看到的事情經過不是這樣的,他們無法理解梁家榮為何這樣說,為何刻意替管理層開脫,變相令員工兩周以來的堅持和努力變成笑話,傷心憤慨的情緒瀰漫亞視新聞部。


明報社評 - 誤報江澤民死訊緣由 梁家榮欠一個合理解釋

【明報專訊】9月5日,梁家榮以私人理由辭去亞洲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職位之時,亞視員工在新聞報道時以「新聞良心」來形容他,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這是至高無上的嘉許和肯定。不過,昨日梁家榮在立法會資訊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講述誤報江澤民死訊導致他引咎辭職的一套說法,不知道亞視新聞部員工會有什麼體會,就我們而言,新聞良心這頂桂冠,有可能扣得過於輕率了。箇中存在美麗誤會抑或有蓄意誤導之嫌?

前後說法自相矛盾
客觀效果是王征開脫了

公衆、學者、立法會議員、新聞專業團體、輿論之所以關注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源於梁家榮辭職即日生效之後,接受亞視新聞部電話訪問時說「江澤民事件,我引咎辭職,我負起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實我在出完新聞的第二日,我都說要負全責的……為何我要負全責?因為我盡了我所有的努力,我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所有的責任在我」。在訪問中,梁家榮又講到 「若新聞原則、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資格做新聞。」這些話,何其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使人隱然看見一名錚錚風骨的新聞工作者,為了捍衛新聞專業,無視名位,展現承擔的作為。

梁家榮原是亞視新聞部最高負責人,若說他盡了所有努力,都阻不到江澤民死訊出街,人們自然認為壓力來自亞視管理層,或是在亞視沒有名位、活躍亞視事務的大股東王征。事實上,各方輿論對此事的反應,都把矛頭指向亞視管理層和王征,認為他們干預了亞視新聞部運作、損害了新聞專業和新聞自由。除了輿論批評,廣播事務管理局也正式展開調查,亞視所承受壓力,可謂空前巨大,而梁家榮兩個星期以來,就此事未再發言。

直到昨日,梁家榮在立法會談及此事的說法,無疑告訴所有人,「你們錯怪亞視管理層和王征,他們並無干預亞視新聞部」,至於誤報江澤民死訊,梁家榮承認「消息人士」也曾與他接觸,要他「盡快出街,即時出街」,最後他犯了一個錯誤,信了消息人士,出了街,所以就引咎辭職。其實,這番說話並不複雜,過去兩周輿情沸沸揚揚之際,若梁家榮挺身澄清,事態就不會那麼一面倒。

梁家榮當日一番話,引起這麼大迴響,若輿情認知與其原意不同,而且如此根本地不同,正常情况下,梁家榮有責任即時澄清,使事態在公衆之間不再錯誤地發展下去,使他的話不再起到誤導效果,但是梁家榮不循此途,使人不解。

按梁家榮昨日所說,他就處理江澤民死訊所犯錯誤,性質只屬於新聞專業判斷失誤,與他當日所說「盡了所有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從表面看來,並無任何關連,更無法想像與「新聞操守守不住,就沒資格做新聞」相提並論。任何資深新聞工作者都知道,處理新聞,專業判斷失誤,並非罕有的事,特別對於重大消息,都有所謂「新聞衝動」,生怕被人搶先報道,希望能夠盡早出街、見報,這類情况,新聞工作者當然要盡量警惕和避免,但是只要並無其他動機和目的,則即使有失誤,也罪不至死。

「消息人士」隱形
真相隱沒

梁家榮的前言後語,自相矛盾,起着兩種截然不同效果。當日一番話,使亞視管理層和王征備受壓力;昨日一番話,則使亞視管理層和王征,壓力全消,曾經批評指摘亞視的人,不但中傷了「好人」,若亞視管理層和王征要恢復名譽,則他們接道歉信也會接到手軟。但是,當日亞視新聞除了報道江澤民死訊,熒幕上亞視的徽號也變成黑色,這個處理,相信絕非梁家榮可以決定,所以「江澤民死訊」在亞視,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從客觀上,梁家榮昨日一席話,只為亞視管理層和王征開脫,但是從公衆利益層面,則是製造了更多混淆。

梁家榮以新聞工作原則不披露消息人士為由,保護了「消息人士」,但是這個「保護」,卻使「消息人士」無曝光之日。因為以此事之性質,除非梁家榮所說「消息人士」先接觸的下屬公開爆出「消息人士」身分,則屆時且看梁家榮如何與下屬對質,否則的話,那名「消息人士」將如石沉大海,而事件的真相也會永遠塵封,不為人所知。這是梁家榮昨日說法使人忐忑之處。

新聞工作者以保護消息人士為職志,本來是為了讓知情者放心提供資料,幫助新聞工作者揭發弊端,伸張正義,但是在亞視此事上,保護消息人士竟然成為亞視管理層和王征「解套之鑰」,成為埋藏真相的巧門,對志切追求真相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大有時空顛倒之嘆。箇中若存在以新聞最高尚情操原則,來為事件解套和個人包裝的操作,「堡壘是由內部攻破」這句話,就大有啟迪,使人警覺新聞專業和新聞自由所面對挑戰,並非只有外力而已。關於此事,梁家榮為自己、為新聞界和新聞工作者的尊嚴,都欠一個合理解釋。


拆局:泛民質疑北京派人「做工夫」
香港蘋果日報

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前高級副總裁梁家榮昨日在立法會一委員會上突然「改口供」,否認在處理江澤民死訊新聞時受到管理層壓力,令不少泛民議員大感意外,有人更懷疑北京可能事先做了工夫,以免亞視風波牽涉到北京身上。

有泛民中人昨指,梁家榮辭職當日表明自己盡了最大努力也無法阻止江澤民死訊「出街」,指梁家榮作為亞視新聞部「話事人」,唯一可以凌駕他的就只有更高級的管理層甚至是大老闆王征。但梁家榮昨日忽然指當日有「消息人士」提供消息,與管理層施壓無關,等同推翻自己當日辭職時所說的話,質疑指:「若果佢當日因為信錯消息人士而令江澤民死訊出街,佢就唔應該話盡咗最大努力都阻止唔到、好明顯係改咗口供。」

亞視低調處理

該泛民中人猜測北京極有可能事前派人「做工夫」,「中央唔想將件事牽涉到係咪有人指示亞視要發江澤民死訊;將件事搞到北京,就會涉及北京政治紛爭」。

亞視亦低調處理梁家榮出席立法會會議一事。除了在昨天編採會上絕口不提,亦特別安排在風波發生前已放假、未有直接涉及風波的記者胡天衡處理有關新聞,並由新聞部總採主伍健強親自負責。

盧峯蘋論:
另一個可能性當然是在這兩個星期間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或變化,令梁先生不得不打倒昨天的我,不得不改變說法,承擔所有責任。假若情況真的如此惡劣,公眾的憂慮將會更大,因為這說明外來的壓力不僅能令亞視這個香港主要的傳媒播出虛假消息,更能令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不敢說真話,不敢披露真相。為免加深公眾的疑慮,梁先生及亞洲電視管理層怎能不講清楚、說明白呢?

2011年9月19日 星期一

Vic - Quotes of the Day 32

2011916


Loneliness... is and always has been the central and inevitable experience of every man.
人生在世,孤獨向來是必然的核心體驗。

- Thomas Wolfe, novelist (1900-1938)


A business that makes nothing but money is a poor business.
除了賺錢,對世界毫無貢獻的事業,實在糟糕。

- Henry Ford, industrialist (1863-1947)


I was gratified to be able to answer promptly, and I did. I said I didn't know.
我很高興自己能馬上回答,而我也這麼做了:我說我不知道。

- Mark Twain, author and humorist (1835-1910)


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黃洋達 - 香港精神病患者的理性

2011年9月18日

【明報專訊】香港精神病患者,最大的問題,是諱疾忌醫。他們害怕一切有助他們復康的建言,更不願有人在他們面前提起「病」字,他們只愛自顧自的高呼「香港精神」,一聽見「香港精神病」就馬上扮作聽覺有問題。

聽覺出現問題,確實是香港精神病的其中一個病徵,他們不是聽不見,而是害怕聽得清。香港精神病患者,耳膜極其脆弱,無法承受某些聲音超過特定音量,一旦對方大聲,就會把這類聲音歸類為「不理性」、「激進」、甚至是「暴力」,就好像「理性」與「高分貝」是不可能並存的,他們大概不曉得何謂「理直氣壯」。

然而他們不是真的不能接受大聲,他們只是不能接受某種聲音變得大聲,要是全港市民以超過200分貝的音量,高呼「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成功需苦幹」、「加速中港一體國際化」這一類毫無內容的空洞口號,患者卻一點也不覺得吵耳。但要是你的話語有任何一點指出了建制的弊病,則一律視為噪音。

香港精神病患者,除了有「音量恐懼」的徵狀,還有「情緒恐懼」。

他們認為任何帶情緒的社會批判,都是「不理性」、「激進」、甚至是「暴力」。(其實好煩,講來講去嗰幾句,都係香港精神病其中一個病徵。)

香港精神病患者,認為任何帶有情緒的表達方式,都是非理性的行動,全是不經大腦的情緒發泄。假如發生了強姦案,受害人憤怒地對強姦犯作出指控,香港精神病患者會因為受害人的表現太過情緒化,從而推論出受害人未有理性分析自己是否真的被強姦了。就算強姦的事實不能抹殺,他們也會認為情緒激動的罪行,更甚於強姦,所以當務之急,應該是譴責受害者的「不理性」,因為這損害了香港的核心價值。至於強姦案嘛,則一如香港政制改革問題,可以循序漸進處理,其他問題如委任區議員、替補機制、妨礙新聞自由的黑影、濫權警察等等,也可如是觀。


就算是非黑白分明,從事實理據作過分析,明明白白可怒也,你也不能憤怒,因為憤怒不能跟理性共存。根據香港精神病患者的定義,大概只有接受了腦前葉切除手術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他們口中的「理性」。

在香港精神病患者眼中,所謂「理性」,即不論是非黑白,面對任何問題都應該抽離看待,對正反觀點各打五十大板,簡而言就是騎牆當中立。香港精神病式的理性,根本是假借理性之名,逃避立場,逃避是非,讓自己躲在名為理性的保護罩底下,犬儒到底。這種想法根本無法建立任何價值觀,香港精神由始至終都空洞無物,正正因為信奉這種精神價值的,全是逃避是非逃避判斷的人物。

由這種精神病患者建設出來的香港,終究只能走向空洞虛無。

周有光 - 文化學引說

香港蘋果日報 2011918


甚麼是文化?黑猩猩沒有而人類能有的事物和知識都是文化。黑猩猩的智慧最接近人類,可是牠們不會說話,由此落後於人類。語言使人類別於禽獸,文字使文明別於野蠻,教育使先進別於落後。人類創造了文化。


甚麼是文化學?對文化進行地區的和歷史的觀察,微觀地理解具體事實,宏觀地探索系統規律,這就是文化學。


文化的分佈和層次:


分佈:古代歐亞大陸上有多個文化搖籃,後來逐漸融合成為四種地區傳統文化:(1)東亞文化(漢字、佛教);(2)南亞文化(印度字母、印度教);(3)西亞文化(阿拉伯字母、伊斯蘭教);(4)西方文化(西歐和美洲,羅馬字母、基督教)。


層次:四種地區傳統文化中有普遍價值的部份相互融合,形成「共創、共有、分享」不分地區的國際現代文化,同時,地區傳統文化依舊存在。文化分成兩個層次:地區傳統文化和國際現代文化。全球化時代是雙文化時代。


地區傳統文化:


1)東亞文化:以中國的華夏文化為基礎,傳到越南、朝鮮和日本,形成「漢字文化圈」。


先秦百家中,法家、道家和儒家影響較大;儒家是百家正宗。印度佛教傳來,華夏文化變成儒佛二元。佛教在印度消亡,中國成為佛教大本營。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五四運動(1919),大學生走上街頭,呼喚科學和民主,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的文藝復興沒有發展成為啟蒙運動。日本侵略越演越烈,二戰中國慘勝,歷史兜底翻騰。東亞文化正在脫胎換骨。


日本的神道教是東亞文化的分支;天皇神聖,戰後否定。


2)南亞文化:以印度吠陀(Veda文化為基礎。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世紀從西北方面侵入印度次大陸,帶來口誦的《吠陀經》;前7世紀形成婆羅門教(Brahmanism),演變為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發展為印度教。從西亞阿拉馬文脫胎出印度的婆羅米文。


印度社會分成種姓(階級):婆羅門(Brahmins;僧侶)、剎帝利(Kshatriya;武士)、吠舍(Vaishya;農工)、首陀羅(Sudra;奴隸),還有最下等的賤民(Dalits);獨立後禁止,但是積習難除。1997年,賤民納拉亞南當選總統,說明印度盡力破除傳統積弊。


伊斯蘭教輪番入侵,德里蘇丹統治320年,莫卧兒帝國統治332年;後來英國統治349年。二次戰後,印度獨立(1947),分裂出信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


印度獨立時候,大家認為分裂意識如此強烈的國家,不宜採用民主制度。可是國大黨堅持民主傳統,雖經多次顛簸,屹立如常。民主是英國遺產中的積極因素。


3)西亞文化:以伊斯蘭教為基礎。教主穆罕默德(570-632),改革阿拉伯半島的原始宗教,使多神互鬥,變為一神團結;創立新教,稱伊斯蘭教(順從),教徒稱穆斯林(順從者)。公元5世紀,新西奈字母演變出阿拉伯字母。


穆斯林一手持經,一手持刀,傳教殺敵,戰死升天,叫做「聖戰」;首先統一阿拉伯半島,然後殺出苦旱的沙漠,橫掃大千世界,建成地上天國,跨越亞非歐三大洲。阿拉伯伊斯蘭教帝國,繼以奧斯曼突厥伊斯蘭教帝國。一次大戰,奧斯曼瓦解。西亞和北非的許多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都是帝國後裔;他們懷念舊日輝煌,尋找復興計劃,這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棄舊創新,建設現代,以土耳其為代表;一條是舊業重光,恢復古代,以伊朗為代表;兩條道路南轅北轍,伊斯蘭教世界陷入歷史的彷徨。


4)西方文化:包括西歐和美洲,以希臘和羅馬文化為基礎。希臘三聖,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哲學花園中培育科學幼苗,引領人類走出蒙昧。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分解成三個王國,傳播和發展希臘文化,稱為希臘化時代。


西亞(中東)的基督教傳到西歐的世俗社會,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380)。人間和天國結成「西方基督教文化」。「蠻族入侵」(375-568),西歐鼎沸。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基督教支持蠻族帝王。「宗教裁判所」迫害30多萬人,火刑燒死10萬人。蠻族破壞,宗教摧殘,西歐沉入千年中世紀黑暗時代。


西歐八次派出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國家,以慘敗告終。痛定思痛,另闢蹊徑。從希臘古籍中探求新知識,開創文藝復興(14-16世紀),宣揚人文主義,從神的文化改為人的文化。1517年傳教士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西歐向美洲大舉移民。文藝復興發展為啟蒙運動(17-18世紀)。1640年英國發生清教徒革命,確立民主方向,歷史學家把這一年作為世界近代史的起點。1776年英國的美洲殖民地獨立成為美國。1789年法國發生大革命,高呼「自由、平等、博愛」。


科學革命,基督教退出學術;民主革命,基督教退出政治。宗教專注精神生活,不再阻撓世俗文化的發展。基督教適應了現代。


東羅馬是西羅馬的延續,帝國名拜占庭(395-1453),教會稱東正教。希臘學者在9世紀為斯拉夫語創造字母,比羅馬字母晚1600年,形成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斯拉夫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個晚期分支。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島叫做伊比利亞,曾經被阿拉伯伊斯蘭教長期統治,又跟北非柏柏人雜處,形成伊比利亞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個分支。拉丁美洲深受伊比利亞文化的影響。


國際現代文化:


工業革命之後,各個地區文化相互學習、彼此融合,凡是有利於全體人類的事物和知識,漸漸形成不分地區的國際現代文化。創造和發明創造層出不窮,科學和民主迅猛前進。


創造和發明。人類的生活徹底改革。食,快餐成為跨國企業;衣,人造纖維代替蠶絲棉花;住,茅屋變為摩天大廈;行,從騎馬到汽車、火車、輪船、飛機;信:電腦網絡,手機短信。生產自動化,科技高精化,家務電氣化,語文電子化。老百姓在電視裏看到整個世界。


科學和民主。科學: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神學幻想到玄學推理到科學實證;科學有一元性,不分階級,不分國家。民主:從民主思想到民主制度,從人治到法治;從一黨專政、一人獨裁到多黨直選、三權分立;晚近興起電視辯論、國際觀察。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社會革命;從奴隸、封建到資本、後資本。社會主義民主化、資本主義福利化,殊途同歸,共進大同。


人類歷史像一條田徑跑道,世界各國都在這條跑道上競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後,後來可以居上,出軌終須回歸。競走目標是沒有終點的科學和民主。

郭梓祺 - 重投朱注——讀許淵沖《論語》譯話

星期日生活    2011年9月18日

【明報專訊】上周日在《蘋果日報》副刊讀到許淵沖的〈不遷怒,不貳過﹕《論語》譯話〉。許文談及《論語》數則,並引理雅各(James Legge)及韋利(Arthur Waley)的譯文,復加斟酌指陳。讀後,不期然翻了翻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及劉殿爵教授的《論語》英譯,溫故知新,倍覺好注本好譯本之重要;切磋琢磨,原來片言隻字都別有天地。以下援引相關的朱注略論數點,由此再看幾種英譯,便高下立見了。

不遷怒

許淵沖文章寫的是孔子三段關於顏回的話,先是「不遷怒不貳過」一段,再是「簞食瓢飲」一段,最後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一段,俱見〈雍也〉篇。作者說,「不遷怒」就是「不承認自己有錯誤,反而大發脾氣,責怪別人」,並謂理雅各將之譯做「transfer his anger」太一般,不如改做「shift the blame」。許淵沖之中文解說似不能點出「不遷怒」之要義,「怒」譯做blame也不及anger確切。觀乎朱注,只兩句就把道理說得明白﹕「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劉教授也小心翼翼把「不遷怒」譯成「He never transferred the anger he felt towards one person to another」雖然較長,意義卻比上述兩句英譯準確得多。

激怒自己的人明明是甲,但一旦動怒,怒火除了燒着自己,也往往燒着無辜的乙、丙和丁,然後事後又無可奈何地懊悔起來。這些經歷我們都試得太多,可算人之常情,所以孔子才覺得顏回能「不遷怒」實在難得。那麼這是顏回得天獨厚、生而能之嗎?若然如此,就不能彰顯「學」之可貴了。其難如此,卻有弟子於此學有所成,最終卻又不幸早亡。明乎此,我們就能明白何以孔子一見人問「弟子孰為好學」就想起顏回,一想起顏回好學就想起「不遷怒」;明乎此,我們也就能體會身為老師的孔子在憶述好學的顏回時之哀傷。

不改其樂

「不遷怒」與「簞食瓢飲」一段可說一脈相通。人之天性,總是易受外物牽動,心猿意馬,事物的範圍與邊界把握不好便易有差池。憤怒如是,苦樂如是。是故沖淡平和的顏回尤得孔子歡心。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三者都是顏回生活上遭遇之艱難。接着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則明示顏回能把憂樂判然劃分。朱熹此章之注文寫得極好。他似乎預視到有人會以為顏回最喜歡的就是活在困頓之中,像中世紀一些苦行僧以鞭策駕馭形軀為樂,所以才說「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然後特意引用其師程頤之言﹕「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顏子所樂,並非因能餓着肚子身居陋巷,而是不以此苦侵害生活上其他的樂,如學習的樂、交朋友的樂、處身山水的樂;反過來說,就是他沒有因生活環境的苦而影響到生活其他方面——沒有因困頓而在學習、交朋友、處身山水時感到苦悶。故此劉教授將「回也不改其樂」譯做「but Hui does not allow this to affect his joy」,實在比許淵沖引韋利的「but to Hui's cheerfulness it made no difference at all」簡明多了。

再看許氏對此數句之解釋﹕「這是孔子讚美顏回的話,說顏回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陋巷茅屋,別人覺得他苦。他卻自得其樂,真是個賢人啊!」以「自得其樂」注解「不改其樂」,容易令人誤解。討論的既然是我們整個文化裏頭最重要的經典,似乎應該再仔細一點才是。

題外話,從前老師說,「簞食瓢飲」一段,重要的先是起首的「賢哉,回也!」平空而來,是先無端想起顏回之賢,才從其日常生活片段想出究竟。想到顏子不改其樂之賢,最後便又重複一遍「賢哉,回也!」了。若能通一點辭章之學,感受到這迴環寫法之妙,老師說,讀《論語》一定讀得更有意思。

不違仁

許淵沖最後談到「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由此引伸﹕「這說明了好學和做人的關係,好學是為求知,做人卻是求仁」,此說也略嫌迂曲。他引韋利之英譯﹕「Hui is capable of occupying his whole mind for three months on end with no thought but that of Goodness. The others can do so, some for a day, some even for a month, but that is all.(Note: The Taoists claimed Yan Hui as an exponent of 『sitting with blank mind』.)」許氏最後還說「仁」字不好譯,並謂韋利「加了一個注解,說顏回是『坐忘』的樣品。就是用注解來說明『仁』的意義」,似乎就扯得更遠了。其實,此段孔子只以時間長短比對顏回與其他孔門弟子的分別。朱熹如此注解後一句﹕「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不是沒有不違仁的弟子,但如顏回之持久,卻絕無僅有,亦可見顏子之賢。劉教授譯作﹕「For three months at a time Hui does not lapse from benevolence in his heart. The others attain benevolence merely by fits and starts.」不意押了韻,譯筆也似比韋利洗鍊。

手上的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屬中華書局出版的「新編諸子集成」系列。編校精良,便宜,而且容易購得。或有人會嫌朱熹一味義理,滲入太多理學於注解之中。但多讀多想,多比對不同注本,自然就能去蕪存菁。今人的《論語》注本層出不窮,能不厚今薄古,讀讀宋人的注解與發揮,也是好的。末了不得不提,許氏稱〈雍也〉為《論語》「第六章」,「哀公問」云云為「第三節」;按照從古到今的習慣,是應該稱「第六篇」、「第三章」的。

李照興 - 站在新聞理想這邊

2011年9月18日

【明報專訊】大家都說芮成鋼之時,我卻看到中國新聞生態發展之快速與危機。

中國新聞跳級發展

繼去年「代表」亞洲向奧巴馬提問後(當時奧巴馬本意是想當地韓國記者發問),這名年輕的央視偶像派記者又在幾天前的達沃斯論壇上向駱家輝發出了被廣受傳閱的提問:「大使先生,聽說您是坐經濟艙來的,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國欠中國錢?」不論答案怎樣,答問雙方都好有默契似的得到想要的東西。駱家輝得到機會,再一次重申美國官員出差的交通規格,而芮成鋼這邊,一樣得到他作為中國新一代狂傲代言人身分的確認,在國際採訪事務上,代表中國傳媒發聲(他上次的甜頭是有雜誌封面把他的頭對住奧巴馬的頭,兩者形成對等關係)。較少人想到的是,中國新聞界緣何快速的由古板的政治宣傳變成嘩眾取寵的sound-bite作秀。看來,美國新聞界花上超過兩百年而來的發展,從新聞理念的根基式確立到遭遇各式批判再到娛樂化的進程,中國這方面卻不需經過當中的細節過程(如對客觀報道的質疑與討論),已直接去到娛樂至死的境界。在這新聞風骨飄搖的年頭,我們更需要保持清醒,不要讓噪音打擾新聞道德的最基本價值。

傳媒人立足點走向兩極

這周,中國媒體上,不是社會要聞成主角,而是新聞從業者成為風高浪尖上的箭靶。芮成鋼本身成為了新聞(或笑話),正如報道採訪郭美美,甚至為她拍時尚照的媒體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從芮成鋼到郭美美,似乎都說着一件事:在這摸石過河的新聞自由開放初階(我們不能用全開放自由來形容這階段,但比起過往,現在可出現的報道空間的確多了,只能以初階來形容這趨勢),由於過往從業人員對公認的新聞操守缺乏訓練,出現的情况是,大家只能通過實際的新聞事件與經驗,去探索傳媒應走之道。學校多有教,也沒有上司指引。這種探索過程是驚險且付出大代價的。因為大家的立足點極端不一致,黨員、富經驗上司、年輕記者,每人對於新聞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理解全不同,基本上沒有一種對新聞價值觀的跨世代而持之以恒的共識理念看法。

潛台詞不要學習美國

這就帶到美國新聞價值這全民普遍共識理念與中國國情的分別。美國價值有一磐石底線作一切討論的基礎,就是《第一修正案》,確保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配合新聞媒體的落實,形成追求真相的權利得到保障。因有這基礎共識,一直在有時走偏了的日子(如反共運動中),社會以至媒體也會自我修正。那就是說,被世人高舉的美式新聞自由,今天當然可以批判,但批判之時其實是肯定了它,因為在言論自由無底線的基礎上,才可對這基礎批判。所以,縱使美國新聞也經歷它自身的黑暗低潮,從碎片化、過分視覺化、戰時淪為政府喉舌,到近20年的被批評為大集團市場壟斷,乃至娛樂至死——可是美國新聞價值還是當今世上最讓人有所依從的基石參照。今天,中國內批評美式新聞價值的人,往往卻只抓着晚近對美國媒體的批判來做文章,論點大約就是:看,美國新聞也不過如是,哪個媒體不為自身國家服務,哪裏有絕對新聞自由,潛台詞就是:不要學習美國。這種論調再配合中國國情論,成為反對媒體自由查探中國各種黑幕的擋箭牌。

中國記者孤身作戰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媒體生態正進行着一段快速突變,即由控制嚴格的中央處理通發稿,媒體為黨宣傳服務,一步步走向地方自主、運作商業化,以至報道手法仿效美國記者明星制的道路。媒體從事員,因為媒體市場(多得廣告的繁榮)的發達,供應量不夠,大量沒有起碼記者訓練的記者入職,構成一獨特現象。就算有受訓練的,也不能期望他們所學是普世價值的那套。那就是說,新一代的媒體業者,可以說是沒有一套新聞報道價值準則。中國新聞系學的不是西方的自由派,過往是對媒體作為政治宣傳的功能的肯定,到今天,則更多是媒體與市場的合謀。換句話說,新聞理想在中國縱然存在,可是它不是一個普國價值,而只是少數具獨立思考能力及抱負者的獨特苦行式使命。他們值得尊敬,因為他們面對的審查、採訪阻撓、各級壓力,不足為外人道。就算花長時間調查新聞,分分鐘都可以在刊出前被抽,有甚者是出了街後刊物被全數回收。這除了反映個別行內人的艱巨事業生涯,其實也道出了核心,即他們的戰爭為什麼是個人的戰爭而不是普國價值與個別特權力量的抗爭?為什麼有志向的新聞記者會覺得孤立無援?對,這是場個人戰爭,沒有全民的支持,難免吃虧。他顯得勢孤力弱,感覺社會都不站在自己那邊。因為新聞價值觀,實要建基於全民的價值觀,一個國家的正確價值觀。

從無到有,中國正處於一種新聞價值觀與報道手法的重新確立階段。在此處境下,一些個別的案例就無可避免作為教材。地震或動車意外等突發事件,訓練並衝擊着報道社會新聞的限制。針對新聞明星的批評,從另一角度揭示他們的不足與未夠專業,也帶出更多可以跟進的調查式新聞。芮成鋼的提問首先被李承鵬戲謔,並且是一句有理的提問:「希望我的偶像芮成鋼可以問中國官員:你們坐頭等艙,是否在提醒欠了人民很多錢。」這其實是因為對駱家輝簡便出行的關注,轉化成民間對內地公費出差的質問。因為媒體及公眾開始時多問一句多想一步,一些敏感新聞事件才被戮破。

力量渺小屢敗屢戰

譬如對天價公費出差的質問,後續就有了好些媒體對花80萬人民幣20餘天巡查組公費到窮鄉考察的調查報道。芮成鋼這樣後生勇氣的記者,可以追問的也有限,他的知識面也有限,甚至只流於矯揉造作,可是有意思的媒體人卻懂得抓着這些民間情緒去讓民情站在自己那邊,為揭發不公造就共識的支持。

但顯然,每到執行層面,媒體也隨時感應到自己力量的渺小。間或有爆出某些官員的黑幕,消息來源更多是因為權鬥的關係,常常是權力者通過媒體借刀殺人而非作為一正義行動的曝光。或者,可對某地方官某個集團開火,而大部分時間,一些莫測高深的黑洞,就連電筒也照不進幾步。情况就如郭美美事件都那麼久了,當所有目光焦點都放在郭美美本身,卻再沒人真的去碰紅十字會與更上層面的中國慈善團體財政問題。這未必是因為新聞業者沒有那份調查真相的信念,而是因為以實情來論,中國的調查情况和阻礙力遠遠比我們想像中大得多。中國同業就只能屢敗屢戰,並在這種爭戰的過程中繼續強化並向公眾普及這新聞理念。同樣面對愈來愈相似的新聞調查壓力阻礙,香港新聞同業最需要的是兩樣東西,一是對言論自由與新聞理念作為文明標準義無反顧的堅持,二就是普羅香港市民對此價值觀的共識支持,一起站在新聞理想這邊

文 李照興

編輯 廖穎琪

2011年9月17日 星期六

古德明 - 中共的伯夷叔齊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9月17日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了。有論政者蘇賡哲說:「當年革命黨推翻帝制,固然成功,但訴諸暴力,未能建立民主中國。司徒華先生為支聯會制定『和平理性非暴力』政策,就是因為暴力革命即使功成,新政權也會以暴力維持統治。」司徒華、蘇賡哲真可說是中共的伯夷、叔齊。

商朝末年,紂王驕奢淫逸,虐殺臣民,天下怨望。周武王繼父親文王遺志,興兵伐罪,伯夷、叔齊遮道勸阻說:「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下令把他們扶去,牧野一戰,推翻紂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共上首陽山餓死,臨終悲歌:「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的主張很清楚:仁者不能「弒君」,暴政不逆來順受,就是「以暴易暴」。司徒華力陳「易暴以暴」罪過,並不奇怪,和他「以黨外共產主義者身分,為黨效力,事半功倍」的宗旨完全吻合。奇怪的只是今天真有不少人信奉伯夷、叔齊的道理。

現在就談談周武王的故事。牧野戰後,武王放戰馬於華山之南,收盔甲於府庫之內,解散軍隊,興辦文教,「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這算不算以暴易暴,應該不必多論(《韓詩外傳》卷三)。

孔子、孟子都稱頌武王政教。孔子說,假如獲國君大用,將振起周朝文、武二王之道:「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所以,衞國大夫公孫朝問及孔子師承,孔子門生子貢就以四個字回答:「文、武之道。」孟子更把伯夷、司徒華所謂暴力稱為「大勇」,把所謂弒君稱為「誅獨夫」:「此武王之勇也……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唐朝韓愈認為,文王、孟子等是一脈相傳:「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原道》)。

當然,古時也有人執着「忠君」觀念,反對「弒君」和「以暴易暴」。蘇軾《東坡志林》卷五說「武王非聖人也」,而孟子、韓愈之流稱頌武王,「皆孔氏(儒家)之罪人也」。我少時讀東坡文集,至此掩卷。

漢唐盛世,是武力抗暴的成果;美國獨立和解放黑奴,也都是武力相爭的成果。辛亥革命未能建立民主中國,原因不在「以暴易暴」,而在武力不足,以致革命黨不能不拱手把國家讓與滿清權臣袁世凱。天下推崇的和平使者甘地說:「暴力戰爭,勝於啞忍橫暴。打一場正義之戰,和非暴力信仰並無矛盾。」(Fighting a violent war is better than accepting injustice. So,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in fighting a just war and believing in non-violence.)也許,對司徒華來說,甘地都不夠「和平理性」。司徒華歿世,中共讚他「愛國」,不是沒有原因的。

今天,伯夷、司徒華之流的和平理性在香港大行其道,以至連說一句「獨夫仆街」都算是「語言暴力」;而獨夫指揮警察抓人打人,則是「維護和平理性」。我翻開《孟子》,無話可說。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1年9月16日 星期五

Vic - Quotes of the Day 31

2011914


Every act of conscious learning requires the willingness to suffer an injury to one's self-esteem. That is why young children, before they are aware of their own self-importance, learn so easily; and why older persons, especially if vain or important, cannot learn at all.
有意識的學習,莫不需要學習者願意承受自尊受損。這就是為什麼小孩在發展出自尊意識前,學得那麼輕鬆,而成年人,尤其是虛榮或自大者,則完全無法學習。

- Thomas Szasz, author,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1920- )


Jealousy in romance is like salt in food. A little can enhance the savor, but too much can spoil the pleasure an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can be life-threatening.
情愛中的妒忌,有如食物中的鹽:少量可提味,太多則令人倒盡胃口,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危及性命。

- Maya Angelou, poet (1928- )


It is human nature to hate the man whom you have hurt.
恨自己傷害過的人,乃是人性。

-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historian (c.55-c.120)


2011年9月14日 星期三

Vic - Quotes of the Day 30

2011913


Ignorance, allied with power, is the most ferocious enemy justice can have.
無知加權力,是正義最可怕的敵人。

- James Baldwin, writer (1924-1987)


To believe in something, and not to live it, is dishonest.
信而不行是不誠實。

- Mohandas K. Gandhi (1869-1948)


We find comfort among those who agree with us, growth among those who don't.
意見相合者令我們感到安慰,意見不同者促使我們成長。

- Frank A. Clark, writer (1911- )


古德明 - 他們的貢獻和勝利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9月14日

今年六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出席建黨九十周年慶典,致詞說:「共產黨人不怕犧牲,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五月,香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出席香島中學畢業禮,致詞說:「我們要有愛心,進取心,以及貢獻社會的心。」現代漢語的「貢獻」真多。

中文的「貢獻」,假如作動詞,其後名詞就是所貢獻的事物。例如漢朝王充《論衡‧宣漢篇》談到周、漢兩朝外族入貢:「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一九三八年,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張伯苓呼籲與會者:「諸先生來自各地,盡量向政府貢獻意見,樹立民主政治。」現代漢語諸公今天動輒要「貢獻社會」、「貢獻國家」,不知準備把國家、社會貢獻與誰?

「貢獻國家」、「貢獻社會」等,當然是英文contribute to the country、contribute to society的直譯,只是中文沒有和to相等的介系詞(preposition),於是把to略去,於是「貢獻國家」就和「貢獻牛馬」無有分別。最近,中共為求敦睦歐美,往往以國民十億百億元膏血相贈,也許就是他們說的「貢獻國家」吧?

這不是異族向中國貢獻的時代了。

除了「貢獻國家」,現代漢語的「做出貢獻」或「作出貢獻」也是英文,即make contributions。「貢獻」作名詞,中文從來不用「做」或「作」帶出。例如清朝昭槤《嘯亭雜錄》卷四談到乾隆年間大臣李侍堯:「性驕奢貪黷,竭民膏脂,又善納貢獻(很會向天子進貢方物),物皆精巧。」中文只有「納貢(獻)」、「進貢(獻)」、「有所貢獻」、「貢獻良多」等,沒有「做出貢獻」這種洋奴說法。

其實contribution一字,往往和中文的「功」字相若。《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人生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蜀漢諸葛亮病死,後主劉禪下詔褒揚,稱讚他「建殊功於季漢」;一九三八年,教育家馬良一百歲前夕,國民政府頒布褒嘉令,推許他「樂育英材,贊勷匡後(扶掖後學),為功尤鉅」。改為現代漢語,「建殊功於季漢」就是「對蜀漢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即英文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Minor Han Dynasty。

「立功於國」、「為社會立功」等,今天都變做「貢獻國家」、「貢獻社會」。新中國人說話,必須以英文作準繩。請看中共九十周年黨慶文藝晚會的新華社報道:「共產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他們的勝利之一,就是革了我國語文性命,否則中文「節節勝利」怎會被from victory to victory(從勝利走向勝利)取代。

假如你不知道甚麼叫做無恥,那就請看現代漢語。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1年9月13日 星期二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9

2011912


I have made a ceaseless effort not to ridicule, not to bewail, not to scorn human actions, but to understand.
我一直努力避免嘲笑、哀嘆或鄙視人類的行為,我只是努力試著理解。

- Baruch Spinoza, philosopher (1632-1677)


If you want something really important to be done you must not merely satisfy the reason, you must move the heart also.
若想成就真正重要的事,你不能僅說之以理,你還得感動人心。

- Mahatma Gandhi (1869-1948)


Conceal a flaw, and the world will imagine the worst.
你隱瞞一個錯誤,世人就會把事情想得最壞。

- Martial (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陳雲 - 唐人唐山 自由香港

《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自序
2011年6月23日

懷舊集總序

  故土風物,一去不返。低首沉吟,無力回天,聊以文字,錄存舊蹟。兩朝政府為香港撰寫偽史,我為山村癡情朋友、叔伯婆娘、游方術士、剃頭匠人作傳,為野魚昆蟲、山精水怪、番薯芋仔寫記。

  黃鐘委地,豺狼當道。山窮水盡,風流雲散。追憶逝去的水土與人情,珍惜僅存的河山與血脈。

是次結集小序

  香港有人鄙視惡法劣吏,違抗法令,在街頭集會演講,在公園草地躺臥,在街頭謙卑擺賣,在路邊燒香祭祀,坐凳仔享受清風與街坊聊天,在天台、露台和牆隙容許風力送來的野草成長,他們就是用民間風俗對抗強權統治,用天下抗衡國家。要捍衛的,是自由的香港城邦。

  以前的嶺南人,稱自己做唐人,講的是唐話,寫的是唐字,稱中國故里為唐山,在海外開的是唐餐館,聚居地叫唐人埠、唐人街。香港市區的舊式洋樓,竟也叫作「唐樓」。一個「唐」字,就見天下之寬,沒有兩岸與國共之分,也沒有香港、美國與南洋諸國之別。一個唐字,盡見嶺南人之心胸寬大,唐朝本來是諸夏與異族大融和的朝代。

  列國尊唐太宗為天可汗,唐就是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古代的明君賢士,都以「平天下」為最終理想,「治國」只是達到目標的過渡狀態。用今日的情況來比擬,國家是主權國家,而天下則是依照道德信仰、憲法正義和風俗文化而締結的社會,可以稱為民間、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有共同信仰與禮俗的群體,可以跨越血統,並且抵受得住政權覆亡、外族統治,即使移民海外,加入義國(移民入籍之國),也可以帶入文化貢獻,融合當地。胸懷天下、放眼世界的國民,就是世界公民(Weltbürger, world citizen)、自由市民。

  天下重於國家。明朝遺民顧炎武的《日知錄》,其中「正始」一條,闡述了「國家」與「天下」的分別﹕「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語譯就是:自古以來,就有亡國的事,也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別亡國與亡天下呢?那就是:統治的王室變了,國家改了稱號,叫亡國;仁義的道路被阻塞,甚至達到率領猛獸來食人的地步,人與人之間互相吞噬對方,鬥個你死我活,這叫作亡天下......因此,首先要識得保天下,然後才識得保國家。保國家,是位居國君大臣的那些統治者要籌謀的;保天下,地位低微的平民也有責任。

  國家是政權建立的領域,國亡了,衛國的直接責任落在君臣和貴族身上(「肉食者謀之」);天下則是共同文化信仰流佈的區域,文化信仰受到侵害,每一個人(「匹夫」)都有責任去捍衛。「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即使滿清入主中原,顧炎武依然認為,「保天下」為先,「保國」還在其次;國家安全不是天經地義,「天下安全」才是天經地義。放在當代中國,由於中國的國體仍未依照憲政原則建立,無國可保,更加是保天下為先。先保天下,再建國立國。

  國家神器被匪黨竊據,但天下仍在人民手上。我們的生活要怎麼過,公共空間怎麼用,我們有權做主。面對暴政或異族統治,天下之人可以奮起抗爭,驅逐霸權,伸張正義,此謂之替天行道。盜匪奸黨欺壓良民,義人固然要出手相助。見到不合理的政府法令及官吏執法,市民路見不平,也要拔刀相助,捍衛的就是天下。平民不捍衛天下,不捍衛民間自治,自由便會被政黨和官僚騎劫,乃至消滅。民間社會的自由萎縮了,官僚便以權宜方便(expediency)的原則來管制大家,不問是非曲直,但求方便省事,人民變成任由法令管制和官僚指揮的奴隸。

  十幾年來,我撰寫文章,歌頌山水風物、緬懷老店舊街,乃至一切癖性、靈異、色慾之事,並非為了戀舊愛癖,而是看到了香港人此刻生存的險境,要呼召感性的力量,伸張市民的自由,肯定人情的合理,對抗官僚理性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專制官僚及地產財閥正假借乾淨衛生、提高效率和公共安全之名,將香港弄得規規矩矩,將香港人每日用密閉管道在居所及職場或學校之間輸出輸入。懷舊文章不是要人躲藏到舊時代與故紙堆裏去,而是要自舊時代的清靜安穩看到現今的緊張與跌宕。過去人人可以安居田園,可以生兒育女,可以食安全飯菜,如今人人要為樓房惆悵一生,不敢生育,田園居所及安全食物成為富豪的特供項目。

  是次結集文章,以短文為主,取自《信報》、《明報》、《蘋果日報》及《am730》。《信報》易幟之後,文化專欄取消,在《明報》及《am730》的專欄文章篇幅不長,刊登時必須裁剪文句,只餘一鱗半爪,結集之時,補回缺文及註腳,使其盡意。若干文章有主題系列,篇篇貫串,今日百鳥歸巢,分風俗、飲食、購物及家園四類,各安其位。文章在面書轉載,網友多有提點,議論踴躍,文集也略收一二,以酬眾人雅興。

  文集完成,感謝故人馬家輝君、梁冠麗君、周淑賢君,《信報》李綺年君(已離任)、《明報》編輯黎佩芬君、黃靜君(已離任),《蘋果日報》副總編輯李彭基君、編輯吳佩璇君(已離任)及《am730》社長盧覺麟、副社長馮振超及編輯Winki Yip君。感激花千樹出版社同仁襄助,王穎嫻君反覆校閱,功不可沒。若有錯字衍文,責任當歸於己。

民國一百年夏曆辛卯五月二十二日
西元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2011年9月12日 星期一

Vic - Quotes of the Day 28

201199


He who dares not offend cannot be honest.
不敢得罪人的人不可能誠實。

- Thomas Paine, philosopher and writer (1737-1809)


A belief in a supernatural source of evil is not necessary; men alone are quite capable of every wickedness.
我們不必將邪惡歸因於超自然力量;種種惡事,人類本身皆能做到。

- Joseph Conrad, novelist (1857-1924)


When we enlarge upon the affection our friends have for us, this is very often not so much out of a sense of gratitude as from a desire to persuade people of our own great worth, that can deserve so much kindness.
我們大談朋友如何愛我們時,與其說是出於感激,不如說是希望說服別人相信我們很了不起,值得別人對我們這麼好。

- Francois, duc de La Rochefoucauld, moralist (1613-1680)


丘亦生 - 王冬勝,告訴我,這不是真的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9月12日

我上星期五的文章(「王冬勝,點解係香港?」)提出的一連串問題,仍悶在心中,很不舒服,滙豐裁員這件事要再講。《明報》 9月 9日社評,標題是「滙豐拿香港開刀,理據如黑色笑話」,社評以「不仁不義」來形容滙豐在香港的裁員決定,這形容是否過重,值得商榷,但「黑色笑話」的形容則肯定是太輕。滙豐這決定是錯,做錯事管理層還要狡辯,苦笑也笑不出。

點解係香港?這問題問得有理,香港賺錢最多,多年來業績最穩定,成本效益比率全球最高,業務增長前景能見度高,點解拿香港開刀,而且裁員比率高於公司平均比率。滙豐的決定對兩萬香港滙豐員工以及家屬不公平至極,作為扎根香港百年的大企業,這樣對待員工,令人心傷。我想得到的原因只得一個:拿香港開刀而且裁員比率最高,不是香港做得不好,而是香港做得好。不要笑我顛倒邏輯,請繼續聽我講。

越「抵得諗」越多嘢做

你有沒有發現,公司內越「抵得諗」的同事越多嘢做?還有,「抵得諗」的同事通常最能幹和表現最好。公司有好東西要平均分配,壞的東西就由最「抵得諗」的同事來頂。裁員這壞透頂的東西,就拿最不應該開刀的一群來開刀,因為對管理層而言,執行上最容易。這現象很普遍,大部份人不以為然,以為是正常工作環境一部份,其實是不正常,反映另一現象:上司欠缺勇氣做應做的事,取易不取難,顧着自己的短期利益多於一切。不幸地,上司軟弱無能的現象甚普遍。

上司放心把工作交給「抵得諗」同事去做,因為他們永不甩拖,辦事辦得妥妥當當。把工作交給麻煩同事,甩甩漏漏,變成上司要執手尾,即是要上司親自做。你會問,為甚麼不辭退或處分麻煩同事?有名你叫,要處置「麻煩」同事很麻煩。在大公司要辭退或處分同事的政治環境可能很複雜,缺乏勇氣的上司大都選擇「走精面」,心想把事情辦妥便算,不要四處點火頭,少一個敵人為上策。這就是添馬男說過多次的「數佬」心態,在中環,「數佬」和「精仔」之間可畫上等號。

套用在滙豐的情況,假如王冬勝口中的甚麼「官僚」,甚麼「提升效益」,真的是滙豐需要處理的問題,最應該開刀是歐美地區,這些地區的業務長期虧損,或成本效益低於平均,肯定有很多改善空間。可是,歐美地區最「麻煩」,業務不濟可能就是因為它「麻煩」。麻煩的原因可能就是它作風官僚,受制於當地的勞工法例和工會,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層採用取易不取難的「精仔」策略,讓歐美管理層不停坐大勢力。歐美管理層猶如碰不得的猛獸,行近一點都可能被咬。
我聯想到美國通用汽車,幾十年來是全球最大汽車廠,兩年前淪落到申請破產,其中原因是工會多年來累積勢力太大,公司欠缺勇氣處理工會問題,經濟逆轉,到了負擔不起員工福利支出的地步,最後弄到一拍兩散,由奧巴馬政府打救,從中周旋,才迫使工會接受削減福利。今日通用汽車大翻身,其中原因是員工支出降至市場能接受的水平。一個簡單的問題是,為甚麼通用汽車當年會弄到破產地步?答案是一代又一代「精仔」高層,只顧短期個人利益,欠缺勇氣去破舊立新,容許問題惡化,置公司的利益為其次。

只有香港幫全球

滙豐裁員的背景不稀奇,各行各業經常發生,某部門業務不濟,拖累集團整體盈利,賺大錢的部門要共度時艱,無人工加無花紅分,賺錢部門員工願意妥協的大前提是,家家有求,今年我幫你,明年可能你幫我。可是,記憶所及香港滙豐年年賺錢,只有香港幫全球,沒有全球幫香港,一年復一年,香港滙豐員工有足夠理據去問王冬勝一個問題:「點解次次都係我哋抵得諗?」

滙豐總部知道最「抵得諗」一向是香港,今次滙豐全球裁員 3萬人,要各地區交人頭,最後最「抵得諗」的香港要交最多人,原因就是「抵得諗」。世事就是這樣,在「精仔」當道的環境下,拿最好成績的地區開刀,對「精仔」高層本人的震盪最小,可以滿足到總部的人頭 Quota,表現自己的忠誠,至於香港的同事,炒 3000人又如何,這隊最能幹、最忠誠的香港團隊永不甩拖,「抵得諗」的收場就是這樣。此時香港滙豐員工噤若寒蟬,越多說話越危險。

王冬勝可能私下哭訴:「我已經做了很多事,原本要 Cut 6000人!我已經盡了力!」「精仔」自有「精仔」的解釋,王冬勝在滙豐肯定前途無可限量,但若閣下是 3000人其中一人,只能怪自己過去太「抵得諗」。王生,除了一些公關場合,平日不容易見到你的個人表現,就是看這些關鍵時刻。

王冬勝不敢向上司說不,但我相信這種向上司說不的壯烈場面,在香港滙豐會陸續出現。長沙灣某分行某團隊主管黃經理接到 Order,他管的 14人要交 2人,黃經理想到一年前對下屬下命令,要團隊成員多走一步,達到一個以為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團隊成員奮勇作戰,前赴後繼,一年後果然達標。今日發現達標的獎勵是 Cut兩個人,黃經理對他的上司說:「我交唔出兩個人,只交得出一個,就係我自己,辭職信放喺呢度,多謝多年來關照」。黃經理交低封信後眼淚在心裏流,仍在想:「王冬勝, Say It Ain't So」。

延伸閱讀:

施永青 - 從匯豐裁員看成本效益率
香港蘋果日報 - 金融人語:滙豐解魅

2011年9月11日 星期日

林茵 - 一個「葉政淳」的告白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1年9月11日

一場假諮詢,一群「暴民」,一個戴上V煞面具的男子,沉默地,站上原本由當權者佔據的講台,讓大家眾說紛紜了一星期。

親建制媒體連日口誅筆伐,信奉非暴力的抗爭者覺得他「影衰」自己,和平理性的評論人嘆息他「好心做壞事」,有家長斥他教壞細路,發起「911反暴力絲帶行動」,有網民建立「起『V煞衝擊男底!!!』」的facebook專頁,千辛萬苦,抓到一點端倪——站上講台的懷疑是一位網名為「葉政淳」人士。

社運青年林輝忍不住撰文呼籲﹕V煞仔不如出來說句話吧?不要讓V煞面具和背後的理念被污名化。

搜尋一下舊報,確實曾有一位署名葉政淳的人撰文聲援艾未未和塗鴉少女,而談及V煞時他指出,人人都是V煞,而戴得V煞面具,就應該做一個anonymous。

沒幾天,「起『V煞衝擊男底!!!』」的專頁被V煞仔洗版攻陷,同志們紛紛將facebook用戶名改為「葉政淳」,坐言起行,人人都是葉政淳。

但作為記者,我依然相信溝通與論述的重要,以及文字語言的力量。故此,請來其中一位「葉政淳」,讓讀者聽聽他的告白:

作為「葉政淳」,作為一個戴V煞面具的人,其實我也不覺得需要對社會講述太多;全世界戴V煞面具遊行抗爭的人,都很少說話,因為,面具本身已是一個宣言。不過,V煞在自己覺得適當的時候,都會發表電視演說,所以,今日我即管出嚟講一次。

面具共同語言

全世界都在問葉政淳,做得出、怕咩認?為何要戴面具?首先,面具代表的是我們的共同信念,至於這分信念指的是什麼,你去買一套《V煞》來看,就會明。我們的行動無組織、無事先計劃、無固定成員,但戴着這副面具來到任何抗爭場合,自然會走在一起,那是我們相認的標記,亦是力量的展示。

我們不露面,不透露真名,不代表我們覺得自己做的事是錯;有些人只不過不想家人擔心、不想影響工作,或者他的身分較為敏感,但這些人亦有參與運動的權利。我們千人一面,因為我們不是要搞英雄主義,無人想做社運新星。至於有人以為我們是怕被人拉,好笑,警察要拉,戴住面具都拉得。我敢講,警察又好、傳媒又好,肯定已經有人知道,當日企上枱嗰位葉政淳係邊個。

有搞開抗爭的社運朋友都說,我們應該出來交代、應該在行動的論述方面做得更好、應該考慮傳媒和公眾會如何接收這件事。老實講,我真係唔mind你當我係乜。我就是不想講,想你自己諗,想你有自己思考空間。任何一個V煞所講的,都不能代表其他V煞所想,只有副面具是我們的共同語言。我亦唔介意被人當係社民連,或者人民力量成員,雖然我唔係,當日企上台嗰位,亦都唔係。但我們不排除有政黨背景的人也會戴V煞面具,甚至民建聯的人戴着來搞事,這些我們管不着。

至於有人指摘我們衝入去,會令大眾將焦點放在「暴力」行為上,我想講,這種事每次抗爭都會發生,甚至衝唔衝都會發生,那是否代表以後就什麼也不做?為何大家只關注肢體衝突那幾個鏡頭,而不去諗成個替補論壇假諮詢的來龍去脈?如何將件事聚焦在真正重要的議題上,是傳媒的責任,不是我們的事情。

推動與反推動

好,如果真的要解釋,我想引述愛恩斯坦所講,有推動力才會有反推動力,有人要攔阻,才會有人要推開。問題是,為何要攔着我們呢?為何不讓我們參加替補論壇?先是網上登記留位一推出就爆滿,絕大部分位置畀建制派動員的公公婆婆坐滿了,政府根本不想聽反對聲音。結果有人食完蛇宴又甩底,當日場內有廿幾個空位,我們在外面好守秩序咁排隊攞籌,但論壇開始了,工作人員卻每隔十分鐘才放一個人入去,點可能唔鼓譟?面對一個虛偽的假諮詢,有咩好得過直接行入去,同林公公講我們的意見?畀佢聽吓真正民意?其實我真的好想問一句,林公公,你點解要掉頭走呢?

既然有人攔,我們自然會推撞,保安站在那位置上,可以說是不好彩,可以說是職責所在;大家見到保安有傷,又知不知道葉政淳一樣畀人整到肩頸都瘀晒?明明是保皇黨的大叔先郁手打長毛、打我們,又點計?戴V煞面具的人,多數是沉默的,出來示威也不會叫口號,只會透過直接行動去表達。如果不想說話但又要傳達概念,在現場找個較高的地方站上去,是很下意識的事,所以會有了葉政淳站在台上的畫面,我不能代他解畫,但我覺得這個畫面出來的效果,對其他認同V煞理念的人來說,是有象徵意義的。

而更根本的問題是,誰迫使出來抗爭的人要走到這個地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遊戲規則,要政權和人民都遵守,先站得住腳。現在是政權首先唔同你玩這一套,那我們走向激烈行為是必然的事。你們覺得03年七一很和平理性,但有成功過嗎?現在23條還不是改頭換面就分拆上市,我們依然無民主選舉,甚至快要連補選的權利都失去,03七一點講得上成功?

追求制度公平

話我們搞亂社會的人,不如撫心自問,你真的覺得現在個社會無問題?你對香港的將來有信心嗎?我們所謂的搞亂,夠不夠政府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所帶來嘅亂?李克強一到港大,警察就要推學生入後樓梯,夠亂啦,又得?相比起來,我不覺得這次叫亂。

我知道有好多人,其實看到社會不公道、政權不公道,但又覺得去衝擊的人好煩。長毛、毓民在立法會內掟嘢你覺得煩,我們衝入去個論壇你覺得煩,話我們無用、衝完又改變唔到啲咩。但無用得過你明明不滿又唔行出嚟?無聊得過你嬲完呻完又返屋企睇電視劇?我只能夠話,做嘅就五十五十;乜都唔做,就肯定乜都無。

我又好想笑,有啲人以為V煞仔就係失敗嘅憤青,或者講咩世代論、年輕人上位無望。我想話,其實我事業有成囉,我搵到錢架,亦唔憂溝唔到女;我認識的V煞仔,無幾多個係宅男,生活水平通常都唔屬於基層。如果我係為自己,去同朋友吃喝玩樂好過啦,做咩要行出嚟冒風險?大熱天時戴個面具,又熱又焗,你估好玩?我們追求的是制度上的公平,我自己可以獨善其身,唔等於要對社會嘅病視而不見。

信念不怕子彈

有人問我們知不知什麼叫法治?咁我想問番佢知不知什麼叫公民抗命。有人話總之犯法的事就唔應該做,但如果條法例本身有問題呢?我們當然要用違反這條法例的行動去反對。我們尊重法治,一直以來行出嚟公民抗命的V煞仔,幾時有拒捕過?但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法律是用來約束政府、保障人民的,什麼時候變成用來打壓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我們曾經有過的東西,為何現在會沒有了?

建制派言之鑿鑿話V煞面具不是暴力的通行證,又係好笑。我們根本就不是專長武力的人,面對警察,一個國家機器裏專業、合法地使用武力的人,我們永遠都唔夠佢咁暴力。即使推到去最極權的環境,在電影裏面,V煞去炸國會,亦只是一個象徵,因為就算成功炸毁國會,政府的人都可以去別處開會;令片中政權瓦解的是人民,是那數以萬計受到感召戴着V煞面具走上街頭的人民,壓倒性的人數,儘管沉默,力量還是大得連軍隊都目瞪口呆,自動放下武器。

V煞又好,葉政淳又好,第一次走出來的時候,未必每個人都能夠理解,但我可以預期,政府再倒行逆施下去,只會愈來愈多人戴起這面具。拉咗一個葉政淳,仲有千千萬萬個葉政淳。We are told to remember the idea, not the man, because a man can fail. He can be caught, he can be killed and forgotten, but 400 years later, an idea can still change the world. 信念不怕子彈,而政府,你現在應該有點害怕我們吧?

文 林 茵
攝影 林振東
編輯 梁詠璋


處處有V煞

V煞,這張令不少香港市民感到恐怖詭異的臉,最早在前年的反高鐵運動已零星出現,在外國的抗爭運動,更可追溯至2006年,甚至是400年前。

公元1605年,英國人Guy Fawkes不滿國王詹姆士一世迫害天主教徙,計劃於11月5日炸毀國會大樓以殺死國王及議員,惟事敗被處決。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漫畫家Alan Moore與David Lloyd以其事迹為藍本創作《V煞》漫畫,講述戴着Guy Fawkes面具的主角V煞推翻極權政府的故事。漫畫後來又被拍成電影,於2006年3月上映,大受歡迎。

同年,西班牙、英國各地開始有街頭抗爭者戴起V煞面具遊行;11月14日,美國一群為數約百人的示威者,穿起斗篷、戴面具、帽子等全副V煞裝扮,聚集在白宮外無聲抗議,他們沉默地舉起「No Answers, No Taxes!」、「Obey the Constitution」等標語,抗議美國政府在處理對外戰爭、稅務、聯邦儲備體系及國民私隱上的種種違憲行為。

2008年2月,全球性的黑客組織「Anonymous」將V煞面具的象徵意義發揚光大。該組織因不滿山達基教會(Church of Scientology)干預網絡自由,發動連串抗爭運動,包括網上黑客攻擊、司法訴訟與和平示威,逾千名V煞打扮的匿名網民聚集在山達基教會總部外,場面震撼,奠定V煞這張臉在對抗專制政權、捍衛言論與媒體自由等運動中的符號地位。而今年以來阿拉伯、歐洲等地眾多由網絡發起的青年示威及反政府暴動,均見V煞面具的蹤影。

由於其鬆散和匿名性,沒有人能估計全球已被V煞感召的支持者有多少;但從V煞面具的銷量或可見一斑。據《國際先驅論壇報》上月底的一篇報道,V煞面具的其中一位美國生產商Rubie's Costume,去年便售出10萬個V煞面具,遠遠拋離其他流行文化中的知名角色如蝙蝠俠、Harry Potter及Darth Vader等;而V煞面具亦是Amazon.com上最暢銷的面具產品。

漫畫角色成為全球反抗極權的象徵,Alan Moore與David Lloyd接受媒體訪問時都表示非常榮幸。儘管V煞常被指為「無政府主義者」,David Lloyd強調V煞是希望製造一種有利建立新秩序的暫時性混亂狀態,他與Alan Moore皆是傾向支持社會主義的,而該漫畫的基礎精神是鼓勵個人維持批判思考及行動的獨立性,不要受常規或社會慣例所壓制。

對於以「和平理性」為慣例的香港人來說,或許V煞給我們最重要的忠告還是以下這句:He(指政權、建制) promised you order, he promised you peace, and all he demanded in return was your silent, obedient consent.

延伸閱讀:

古德明 - 誰是暴徒?

林天悟 - 假如示威者沒有衝進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