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5日 星期一

鞠白玉 - 我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莫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5日

莫言的手機在諾貝爾獎宣佈那刻果斷關機,他知道會有潮湧般的祝賀與訪問邀請會襲來,從今往後的數月裏,他很難再過平靜的生活。除央視專訪外,他只在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問題,身後站着數名高密當地官員和從京趕去的文化官員。莫言與故鄉絕不僅僅是鄉親與土地的關係,多年以來他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高密生活,和當地的官場來往頻繁。這一點他從無避諱。在官場氛圍極濃的山東,你的兒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個人的兒子做了縣委書記,這是我一年前採訪莫言時他的原話。儒家發源地的成功哲學是必須做官,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身份讓他可等同於副縣級。 記者:鞠白玉




所以眾人期望的所謂獨立自由和高貴的作家靈魂,這並不符合這個鄉土作家對於「作家」含義的理解,如同他當年寫作是為了吃了一頓餃子,他承認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學盛名之下要做的並不是脫離體制或與體制對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國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評,這和他的文學作品並不背道而馳。如果一個讀者有幸看過全部的莫言作品,會看到一條明晰的線索。一個作家在寫人與命運的抗爭,一個個小人物在現實裏的處境。他從未以高姿態俯視過人群,他和他們處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裏。他寫的本來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處於這樣的生活中,有種種妥協,無奈,幽默,調侃,躲避和迎合。在這一點上,他向來是個誠實的人。

一個農人的後代,在農村的土地上經歷過所有黑暗的生活,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之苦。他通過寫作獲得表達權,一條盡可能的坦途。他作為一個個體,有他自己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無論這是否人們認可的方式。作家也應該同樣擁有這樣的自由。

父親斷定不可能得獎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說的形式,將高密東北鄉劃進了世界的視野,高密如同馬奎斯筆下的馬貢多小鎮,它不再只是一個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們的苦痛,離別,相愛與恨,都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而今年此時此刻,高密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莫言在獎項宣佈的前夜回到高密,這盡了一個農民之子,一個鄉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農村舊居的門上寫着: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那和他長得奇像的二哥說:「我弟弟小時老跟我搶書看。」

在得獎前夜,記者問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諾獎,你有甚麼感想?

二哥說:「高粱地裏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他九十歲的老父親則說:「他不可能得獎。」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樣:他不可能得獎。

從獲獎消息伊始,從微博上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得了獎後,會讓這個國家的人這麼沮喪的。一切緣於他一直是在官方體制下,是拿着工資的受着共產黨豢養的非獨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寫延安講話風波令人們無法忍受,一個本應該以筆為刀向體制開戰的作家多年來拿着工資怡然自得,並如此容易忘記,那個講話的人,是文壇災難的始作俑者。人們更無法接受一個歷來充滿了政治意味的諾獎會頒給這樣的作家。

抄延安講話不後悔

人們自顧自地沮喪,莫言已經在家鄉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面臨如潮的漫罵和壓力,平靜地告訴人們,他並不認為人們真正的了解過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批判社會的作品,從沒有歌頌過政黨,從沒有服務於體制的精神獨立的作品,這令他得諾獎當之無愧。

「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可以不獲獎的理由嗎?」他承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歷史局限性,「過份強調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強調了階級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這種講話的局限。我們的寫作一直在突破這個。他們沒有看過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壓力中寫。但是我們要突破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講話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講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它講作家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我認同這個我才會抄寫。」

「當然我抄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後果。我這個人比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覺。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書,編輯讓我抄我就抄,後來發現那些意見,超出我的意料。」

「我並不後悔,我抄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甚麼矛盾。我抄它是因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為它不能滿足我。」

莫言在國外訪問中多次談到文學中的政治性,文學應該大於政治,他早年不想當「無產階級作家」,並從當時的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中脫離出來,頂着壓力寫批判小說,而如今他同樣不想被「政治正確」和「道德」綁架。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階級和某一個黨派上。」

問題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權國家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他歸順於體制便意味着不與人們站在一起,這是獨特的政治語境。

一夜之間的鋪天蓋地的漫罵他都聽到,他從不認為自己依附在這個政黨之下寫作,也並未因體制問題受到創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家的寫作不為黨派服務,也不為某個團體服務,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對所有的人,研究人類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如果這些人真的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凌厲的,嚴肅的」。

「如果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在大街上喊口號,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就認為我是沒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獲獎是文學的勝利

他認為沙特同樣是法國的共產黨員,蕭洛霍夫也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創作仍然經典,仍然被千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寫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裏寫作。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來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運,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對於自己在作家協會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與執政黨密切,他這樣解釋:「密切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很多批評我的人本身就是在體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做到很大。他們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密切,他們就不密切。這真是莫名其妙。」

他認為諾貝爾獎授予他,恰是戰勝了這種政治局限,「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

記者問他會不會離開中國。他說:「我連高密鄉都不想離開,何況中國。」

他年輕時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原因很簡單:生活太貧困了,地位太低了。

我只是個普通老頭

「生老病死都無人問及,沒有勞動和社會保險,只能靠自己,只能貢獻,但是國家不給農民任何好處,犧牲幾億的農民來保全城市。還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人分等級,地主的後代沒有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大學輪不到我,當兵要查三代。」他用當兵的方式離開農村,用寫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轉業再回農村。年輕時的他寧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鄉。

關於童年至青年時的農村生活,那並不是詩意的,現實是他的爺爺一直懷念着國民黨執政時的農村:「那時候私有制,可解放後一直是軍事化管理農村。說是財富增值,勞動致富,也是不如以前。從前買賣是自由的,一個農民有頭腦,會幹活,會理財,是可以發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後,誰也別想富,富了是可恥,越窮越光榮。」

然而三十年前他聽到一次高密地方戲貓腔,再看家鄉小橋流水,鄉情就迸發了。他承認他恨這個地方,恨這裏的束縛,但是他已經找到了自由的辦法,絕不再離開。

他在西方是受歡迎的前衞作家,但在高密鄉裏,他認為自己是最樸實本分的鄉民,「我從沒叛逆過,我只是在真實地寫人,所謂前衞,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們真實的鄉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內心深處也知道這個,包括極左作家,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民的文學,只是他們無法這樣寫」。

「我當年看起來是離開正路,可是卻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階級性的寫作,我用人性來寫作。這是文學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鋒,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間和最基層的。」

他說過,回老家,裝修房子,和鄉親一起過年,這都比接受一個採訪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時也比寫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國子監的一個普通茶館裏見他,他告訴我現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鐵,捨不得打車。他坦承進體制是因為「沒有安全感」,「老了總得有個依靠,有個醫療保險」。

他寫人。寫掙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認為三十年來寫作路,作品裏全是真話,全是憋了許久的話,未曾有半句威嚇之下的虛假。「我就是一個普通老頭。所謂的名人,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渲染。」

文學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對抗,莫言希望他的寫作堅持在文學和人本身,「西方對中國的閱讀出現巨大的誤區,好像我們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擊和反叛。繙譯家在選擇上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國被批評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了搶手的寶貝,可是有些書很差。我不斷呼籲請他們用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文學」。

小說家本份是講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裏仍有部份人是為他的獲獎由衷地高興,這些人並不認為他在體制內的保全傷害過他的寫作。出版人楊葵對於莫言的得獎毫不意外,在近兩年來的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他說:「微博上眾聲喧嘩,但是好像絕大多數人都沒怎麼讀過莫言,或者雖然讀過,但只憑一兩本著作的閱讀經驗,就要作總體概論,顯然荒唐。說到體制問題,拿這個來詆毀一個人也很荒唐。有人願意按部就班過日子,有人喜歡浪迹天涯,各行其是,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這類譴責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號的人。」

莫言早前不會想到自己的官方職位成為獲獎的最大爭議,他每月去藝術研究院開幾次會,按月拿工資,出席筆會,他57歲了,承認在現實生活裏的願望和普通人無異,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時是孫子,只在寫作裏色膽包天。」

或說莫言從未標榜過自己是鬥士,他書寫蒼天之下鄉土之上的百姓時,並不是以絕決的信念想去抗爭體制。

英國作家毛姆已在半個世紀以前談及關於小說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實感,小說家的任務是冷靜和超脫地描繪真實。作家的職責是敍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如何處置。小說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優秀的小說本就是包羅萬象的真實世界,甚至比真實的世界更為複雜。就像契訶夫竭力保持冷靜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實的生活,但是,讀他的小說會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場暴力革命。小說絕不能拿來作為佈道講道或平台載體,否則便是濫用。



仰止:最後的盛宴

去年我到上海的書城閒逛,正好看到莫言新作《蛙》的廣告。悲哀的感覺忽然襲來,他已數年沒有出新作品了,就像他們那一代的作家不是再無新作,便是不斷地翻炒舊料。我當時就想,莫言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因為他所代表的那個世代已經漸漸地遠去,走進了一片迷霧,變成歷史博物館的珍藏了。

回頭看看人山人海的書城內,到處都是談健康、氣功、金融、股票,或者是韓寒、郭敬明的小說,或者是南派三叔的恐怖小說。莫言的作品除了《蛙》以外,其他的都不知在哪裏找。

莫言為甚麼總在我的心頭中揮之不去?坦白說他的作品每一部都過長了,看到中段讀者和作者都陷入混亂裏,然後跟着主角的路線,很辛苦才找到出路,回到結局去。這不是他的作品不好,當你看到整枱的各式美食盛宴,和幻化成不知是真還是假的艷色世界,你只有讚嘆,享受那最好的味道。那是既甜又苦的味道。

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很難不受南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影響,尤其當改革開放之後,人們看到充滿了獨裁、政治變遷、生活艱苦的環境,自然便將似乎也處同一環境下的南美洲人民投射到自己的生活,身處的境況,甚至歷史的發展。殘雪便一頭栽進魔幻小說裏,再也無法抽身出來。

中國文學末路安慰獎

自從中譯本的馬奎斯《百年孤寂》出版後,像在中國文學界放了一顆核彈,轟得作家們頭昏腦亂了。於是這個是魔幻寫實,那個又是魔幻寫實,其實,最接近馬奎斯式的魔幻小說作家,是從來沒說過自己是魔幻寫實的莫言。《豐乳肥臀》是莫言野心最大的小說,也是最魔幻寫實的作品。

上官金童這個俗不可耐的名字,正是個中國女性和外國傳教士之子,他活到95歲的母親,幾乎是他整個人的思想中心,你會說他有戀母情意結,但我卻認為大地之母,和受苦受難的菩薩是這位母親的合體,在《紅高粱》內的強悍堅毅女性,如何哺育我們的男性國民,如何在世界中掙扎。

莫言的魔幻寫實文學很需要時間和識見去解讀,對國家的批評於是也魔幻起來,幻化成一個繽紛的歷史,已過去的世界。所以,莫言是所有同代作家中最有機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不是反諷,而是事實。《豐乳肥臀》絕對是上個世紀最好的中國小說之一。我只是想說:他是個官方也不反對的好作家,如果要為中國加冕,他是不二之選。

可是在他之後呢?中國文壇已經崩潰了,莫言的獲獎可能是中國文學末路的安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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