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趙崇基 - 葵涌廣場

明報   2016331 

香港的大型商場愈開愈多,實際上選擇卻愈來愈少。難怪像葵涌廣場這種舊式商場,經常人山人海。
葵涌廣場應該是香港碩果僅存的少數舊式商場了。雖然只有不足三十年歷史,由於業權分散,商場過千店舖,大部分皆為小店,沒有像那些新建大型商場,被少數連鎖集團壟斷。
看多了那些千篇一律的領展式商場,走進葵涌廣場,確實讓人興奮。廣場位置交通便捷不在話下,樓高三層連地下,靠幾條老式扶手電梯,兜兜轉轉,走在裡頭,衣食住行,想得出的店舖都有。
這裡是平民的時裝勝地,追潮流的、最草根的、翻版的、老中青小孩嬰兒的,除了廣東道的超級名牌、大型連鎖服裝店外,一應俱全。昔日的香港製衣業,不就是與這些小型服裝店,共存共榮幾十年?
食更不用說,這裡才是香港真正的食街,裡面的食肆,貌似台灣的地下商場式食街。今天的葵涌廣場,在吃方面,已是名店林立。平靚正的東西,走幾天也吃不完。這天假期,食肆前人龍處處,連對面的新都會廣場也相形失色。
這種舊式商場,這些幾十呎舖仔,才是普羅市民創業之所。這裡的一家家小店,不知造就了多少夢想,也養活了多少想自己一手一腳創業的小老闆。
左一間賣食,右一間賣衫,左一間睇相,右一間美容,左一間玩具店,右一間海味舖,左一間賣最新款電話,右一間賣古舊玉器……
這才是真正的港味,也是香港的縮影:多元、迷你、雜亂、創新。而這種港味商場,又豈是那些超豪商場可比。
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

劉健威 - 你瞎了嗎?

 2016年3月31日

在《賈葭失蹤,睜眼之罪》一文,長平引用了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瞎刺客》,很是切合形容今天香港的現狀:「賽克隆星球的薩基諾城,曾因奴隸的勤勞而輝煌。地氈編織是它的產業支柱,工人全是奴隸中的兒童,因為只有孩子的纖纖細手方能幹出這般精緻的活兒。但由於長期湊近織物勞作,孩子們長到七八歲全瞎了。於是他們中間流傳着一種說法:只有瞎子才有自由。」用他的說法,賈葭因為沒瞎,所以「被失蹤」。

長平又因為寫了此文,弟妹被「綁架」了。

在李波事件上,有人說,他已經交代過了、銷案了,大家沒必要再追究下去。這說法,等於給人們一個藉口,一起去裝瞎——不單止對李波個人遭遇視而不見,也同時叫香港人放棄法律賦予的保障和權力。

李波對如何「以自己的方法」回大陸交代不清;更可怕的是,香港警方又對他非正途出境視若無睹,也即放棄了執法的權利和職務;香港人以後怎麼能倚仗香港警察來保障人身自由?

這樣嚴重的事怎麼可以不了了之?

過去,我認識的朋友有三人先後回內地被扣留,但李波和他們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被扣主要是內地有關部門要在他們身上套取資料,不是懲罰他們在香港做過的事;但李波卻因在香港賣書被懲治。

在內地和在香港「被失蹤」更是兩碼子事。

眾目昭昭,歐洲二十多個國家一起譴責,國家和習近平的形象(剛說「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都受打擊。沒瞎掉的人怎麼可以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胡適說過:「奴隸錯把監獄當成了國家,他們會自豪地為這監獄而獻身。」中國是個大監獄,李波事件就是把監獄的圍牆延伸到香港來;而那些叫人不要再追究真相的人,是叫人人都把監獄築進內心中,做個快樂奴隸。

你瞎了沒有?

2016年3月30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李波事件難令人釋疑

明報   2016330 

李波旋風式回港,停留不足24小時,目的似乎只有一個,就是叫港人不要再深究事件,一些建制派人士亦隨即呼應,指事件該告一段落,但事情實在有太多疑點。沒有完整的解釋,又怎能釋除港人和國際社會的疑慮?
李波一再強調自己是自願返回內地,但為何對如何返回內地,他卻要三緘其口,一點詳情也不肯透露?柴灣倉庫的閉路電視拍攝到他當日從書店倉庫被人帶上客貨車離去,為何這一點他也要否認?他說返回內地是要配合執法部門的調查,那是否內地執法部門先接觸他,要求他返回內地配合調查?為何他先前只說回去「解決一些個人事情」,或說「解決公司的事務和員工問題」,要在事發兩個月後(31日)才說「配合司法調查,需要指證一些人」?這說法的目的似是為解說「偷渡」回內地,因為擔心有人知道後會對他和家人不利。若這說法屬實,他失蹤一事曝光後,他家人的處境便該變得很危險,那為何他在失蹤當天致電家人及在其後的家書內均沒叮囑家人小心?他的家人尚在香港,他不單沒要求警方保護,還叫家人去銷案,這是置家人的安危於不顧,還是這根本不是偷渡回去的理由?
內地要他協助司法調查,大可光明正大要求香港警方協助,何須要他「用自己的方法」返回內地?更毋須要18日後才能向香港警方確認李波身在內地?
書店於1994年開業,多年來他均不敢返回內地,申請居英權多少也有點為保障自己的安全,那為何忽然會發現作為中國人的他「有義務配合調查」?甚至要放棄英國國籍?若然他回去只是協助調查,為何要說「忘記過去,重新開步,展開人生另外一頁」?忘記什麼?為何是「解脫了,不會再怕了」?怕什麼呢?書店業務在港並不違法,為何要從此結業?若說他一直可以隨時回港,香港和深圳只有一河之隔,他大可有需要時才回去作供,何須在內地停留三個月之久?李波事件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國家領導人可願意公開澄清內地執法人員不能在香港執法,違令者必嚴懲?這或許才能挽回港人的一點信心!

劉健威 - 歷史的倒退

2016年3月30日

香港有李波,四川也有李波。

作家賈葭「被失蹤」,時事評論員長平三月十九日在德國之聲中文網發表了《賈葭失蹤,睜眼之罪》,他指出:「從法律上說,這是一起綁架案。比江湖黑社會綁架案更糟糕的是,報案後警方置之不理,而且公眾不敢議論。」

二十七日,長平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給父親賀壽,被四川省西充縣多扶鎮派出所警察「綁架」了,要他們向長平傳遞訊息:停止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否則找理由治罪。

長平馬上發表聲明:「我在中國的任何家人和親屬,都對我的思想、文章和媒體工作沒有任何了解,也沒有任何關係。」二十八日,由於警方沒有長平的直接聯繫方法,於是着他的弟弟發電郵:「哥,你別誤會,警官他們對我們是依法調查……他們辦案程序是正常、正確的……只有你刪了綁架文章就放我們走!」

長平知道這信件不是出自弟弟的自由意志,沒刪走文章;於是他的弟弟改被國安抓走。長平再發聲明,斷絕跟內地親戚的關係,不會再接收弟弟的電郵。讀了這樣的消息,能不慨然——儘管政治制度好像改變了,當權者又穿着時髦外衣,但骨子裏,中國到底有沒脫離封建社會?

一人犯罪,家屬「連坐」,是封建社會才有的現象,這現象似乎在當代社會消失了——即使梁振英一句:「禍不及親人。」傳媒也轉移了對他女兒的「關注」。但在內地,歷史無疑在倒退——「六四」之後,許多人流亡國外,繼續寫文章、接受訪問,批評中國一黨專政,但他們在內地的家人並沒受到干擾和羈禁;但到了今天,流亡者的親人隨時有可能成為人質,在失去自由活動和意志之下向流亡者發出哀鳴,要他們刪除文章。

長平發聲明和親人斷絕關係,是政治對人倫的壓迫和侵犯,文革遺風又颳起;中國政治漸入晦暗的寒冬。

劉天賜 - 人格陷落

生命通識   2016年3月30日

一群中國遊客在泰國曼谷皇權自助餐廳為搶食大蝦,用碟當成鏟裝大蝦,搶來的蝦,食剩一碟又一碟,白白浪費食物。北大教授指摘吃相難看,不文明行為明顯不當,國民文化質素低下,應當加強普及國際常識,讓國民知道文化差異。文化質素低,社會整體人性、道德便質素低,文字表達思維,從自私自利的文字文化自然養成習慣暴露生活中。

北大教授所說並不擊中要點!

要點是:整個社會失去了道德文化的意識形態。中國, 乃「三千多年禮義之邦」,我們的老祖先在三千年前已經注重思想及行為的規範,這並不是如「五四」運動所指摘的「吃人禮教」,亦不是共產黨指控的「階級敵人用來欺負及控制老百姓的封建思想」,而是老祖先察覺到,人際之間的相處,人類生活在群體社會中,應該存有的節制、自律。

所謂「禮」,乃是一種合乎自知是靈長類的人類,本應該遵守的規範。否則,我們與禽獸何別?又怎樣可以自處?

三千多年來,我們作為禮義之邦的子民,哪怕是文盲,目不識丁的草民、蟻民,都知道處身於群體社中,該持有的規矩。所謂:孝、義、廉、恥。上了梁山做大賊的草寇,很多是大孝的孝子(李逵、宋江等),很多巨富、貴人及販夫走卒,皆講道義,盜亦有道(盧俊義、柴進、時遷等)!打擊的朝廷官員,地位愈高級,權力傾國的,愈是貪財貪色貪權,官逼民反,不是包青天逼的,都是腐化貪官所逼。手無寸鐵的小民,為何利用原始武器作反?必有原因。最後,我們固有的生活規範乃「知恥」!

知道什麼是恥辱。今天說話,「哪些行為會被他人取笑(恥笑),看扁」!不論自己貧或富、賤與貴,都有一個人格,皆有人的尊嚴。中國傳統思想上,這人格、尊嚴比生命還重要。多少戲劇、小說、文藝創作都歌頌捨生而保存人格、尊嚴的。不只中國人,西方的文化,耶教、回教、佛教的文化皆如是。首先便是知道恥辱。建立知恥的心理機制,自然而然即有自控自律的行為。心理上也確知哪些事是可恥的,哪些事丟人現眼,哪些事有辱自己或團體的人格和尊嚴!

不需要樣樣列明,不是法例,有法例便有法律罅!好讓自己「走甩」了。無錯,此乃唯心論,然而行之有效,幾千年來,中國雖然被欺負,可是,中國人民仍然在世界上站得住,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打破了固有優良文化傳統,新一代在那裏長大,受其「國民及德育文化教育」的,恬不知禮義廉恥。

今天,國民有出外旅遊的自由,確是好事,認識一下世界,知道天下原來如此廣闊,可是,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黃皮膚黑眼睛的唐人,卻不認識中國禮義之邦,這並不是「應當加強普及國際常識,讓國民知道文化差異」的教化可以補償的。知恥,出於內心,不必有「國際常識」,不必知道文化差異,自自然然便守禮,懂自制自律的了。


卓文 - 自侮之邦
夾心人   2016年3月30日

近年由於網絡盛行,手機攜帶方便,群眾醜態便隨時被擺上網。以數量來說,雖然沒有統計數字,但內地人在外國鬧劇,相信冠絕其他國民。中國人口佔全球兩成之上,外遊旅客亦是數一數二,失禮之事佔多數實屬平常。

話雖如此,初看這些片段是抱着看喜劇心態,不過愈看愈心裏難受。以最近瘋傳泰國搶蝦事件為例,就有外媒以「餓鬼」形容國民。身為中國人,看到同胞在外地做出無知、盲搶行為,不但缺乏個人品德,連帶國體也受到污衊,自己怎能心安。香港近年興起本土主義,部分原因應是感覺大陸道德下流。港人無論窮富,總有基本道德標準,怎甘心和落後文化人士同流合污。

最令筆者痛心的不是這種無禮行為。大部分遊客可能真是鄉愿,不識大體。事後為這些事找開脫藉口的更是可惡。以同一事件為例,有內地評論指影片已是兩年前的事。有偵查報道指當時因為筷子不夠,食物不足。亦有指這是中外文化差異,同胞旅遊時總覺興奮,這些都要時間改善。最離譜的是指這些視頻是誇大偽造,只會傷害中國重新築起的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總而言之,錯的不是中國人和失禮行為,而是批評他們的人。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若這是個別事件,當然可以說是嘩眾取寵。但在不同國家都經常出現無知失儀行為,怎能輕輕帶過。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義之邦,「禮義廉恥」觀念,早在二千多年前之春秋時代出現。若再說國民質素是時間工程,更是自欺欺人,荒天大謬。凡事到了嚴重程度,不被正視反而合理化,中國就算如何富有,民族復興也遙遙無期。

2016年3月29日 星期二

呂秉權 - 當家人被威脅

2016329
【明報專訊】新疆官方主辦的《無界新聞》刊登「要求習近平同志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一事,BBC及博聞社等傳媒報道,已有20至數十人被當局調查。依照內地官方的行事方式,筆者相信連同被調查目標的同事、朋友和家屬,被調查或問話者數目應該不止此數。
事件的最新發展是,內地傳媒人賈葭失蹤10天後,終於報了平安。多方消息皆指,賈葭與「倒習信」事件無關,他只是在全國人大開幕前,驚訝地在網上看到此信,於是告知朋友、「無界傳媒」的執行總裁歐陽洪亮。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多名旅居或流亡海外的內地傳媒人被當局鎖定,而他們身在內地的家人則受到株連。
旅居德國的《南都周刊》前主筆長平透露,他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回四川老家西充縣給老爸賀壽的時候,被公安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况下強制覊押。
「警方要求我的家人與我聯繫,讓我立即停止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尤其是《德國之聲》的時評專欄,否則找理由治罪。」長平在facebook如是說。
往下,長平還發表了5點聲明,除了撇清與「倒習信」的關係之外,還有看罷令人痛不欲生的與家人徹底切割的聲明:
「一、我在中國的任何家人和親屬,都對我的思想、文章和媒體工作沒有任何了解,也沒有任何相關聯繫。目前他們與我的一切聯繫均已中斷,無法滿足警方的無理要求。我同意他們在任何時候和我徹底斷絕關係。」
另一名內地媒體人及維權人士、流亡美國的溫雲超(北風),雖然公開聲明與「倒習信」事件無關,但他指自己父母和弟弟3人「被失蹤」,甚至有人假扮香港記者「採訪」另一名親屬及其僱主,之後出言恐嚇威脅也要綁架和隔離他們一家。
內地不少勇敢和正義的傳媒人,當初為了良心報道和評論而丟了飯碗,避走國外,但繼續對得住天地良心和知識分子不平則鳴的風骨,經常發出當頭棒喝的文章。
假如有一天,他們默然了,我們要想想,到底是什麼力量和政權才能摧殘一個人的心志和扭曲人性?什麼國家和時代仍會用拳頭和親人的痛苦來讓你折服?
不時,有一些內地的學生和友人說想做某些敏感題材。筆者會問,你家人在內地麼?要多想想他們的安全。
但願香港不會走到這一步。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李慧玲 - 《動物農莊》前傳

明報   2016329 

最近,又重讀了一次《動物農莊》。作者喬治奧威爾在序言中有這麼一句:「懦弱,是新聞工作者最大敵人。」
這句說話,奧威爾是有感而發的。《動物農莊》1945年甫出版已經是暢銷書,今日更加被譽為經典中之經典,但當年作者想在祖家英國出版這本書,卻一波三折,先後被四名出版商打回頭,理由是小說的獨裁者太有蘇俄影子。正值二次大戰期間,英政府不願開罪分屬同盟的蘇俄,主流傳媒對此心領神會。
其中一位出版商本來已經答應出書,但初步工作完成後,卻主動走去「請教」政府情報機關,結果被強烈勸喻不要出版這本書。這名出版商寫信建議奧威爾,修改一下小說內容:「如果故事裡的主角不是豬可能會好一點。將統治階級設定為豬,難免會冒犯很多人,特別是像蘇俄這種敏感民族。」如果奧威爾聽從,那拿破崙就不是豬而是……
奧威爾感慨:「不受歡迎的意見找不到發聲渠道,令人困擾的事實遭到掩飾,這一切都不勞政府發布禁令……大家有默契,知道報道那件事『不妥』,所有『頭腦正常』的人皆毫不質疑地接受。」
故事還未完。奧威爾後來終於找到出版社出版《動物農莊》,並以「新聞自由」為題,寫了一篇序言。在這篇序言內,他豪不留情地鞭撻英政府和知識分子對蘇俄的縱容,並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提出擲地有聲的見解。但這篇序言卻在出版時被突然抽起,以致整本書的頁碼要重新改過。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呢?原因至今仍然不明。
1972年,有人發現了作者這篇序言的手稿,這篇序言才得以重見天日,公諸於世。

王岸然 - 李波啟示錄

2016年3月29日

李波來去自如,旋風式回港20小時,只接受大陸半官方媒體訪問,到警署銷案時,警方本應把他扣留調查,而警方自然不會這樣做。一般人不信有「自願被綁架」這樣離奇的事,但不足20小時,他又要回到不能自由說話的地方,相信那是不得不接受的「自願」。

與敵人的共生關係

人其實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之中,李波也不例外。在他生活圈子之中既有中國人,也有香港人、英國人,他有辦法得到眾多中共高層人物的資料,以此出書謀生,他就算不是黨員,也一定與共產黨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是一般出版人和寫作人不會有的圈子。

共產黨的運作有着類似黑社會的倫理關係,李波就算不是其中一員,也關係密切;明白了這種關係之後,對李波回到自由地區也不敢行使自由權利,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李波與桂民海事件的最大問題是,強國公安居然跑到境外拉人綁架,即是侵犯泰國的主權;綁架英國和瑞典的公民,自然也侵犯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主權,這才是港人最介懷的地方,也是中共最難處理的地方。

這又到「港奸」出場發揮作用的時刻。親中這口飯已愈來愈難吃,食相也愈來愈難看。李波的新聞片是給國內人看的,不是給耳聰眼明的香港人看的,「港奸」硬是要為中共解畫,說些連自己也不信的話,情何以堪?

更重要的是,最受影響的群體其實正是他們中共視為自己人的港人。有朝一日,中共懷疑他們不忠、吃裏扒外之時,李波就是他們的樣辦,中共給你好處之後,視你為自己人之時,要對付自己人的反叛自然特別不會手軟,也特別不會得到港人的同情。

說李波是「被迫的自願」,人人皆明白。極權政體扭曲人性,中國自己就有文革的經驗,人人都失去自願說話的權利。斯大林在清洗政敵之時,哪怕有戰功的將領、國家英雄,都要自願公開認錯,要求蘇共像殺狗一樣把自己殺掉,而斯大林也真的這樣做,背後的運作不外乎是有親人的性命在蘇共手上。

今天手段比較文明,也比較多元,包括送大筆金錢予李波,他因而會快樂地回國生活,事件不了了之;如果他突然投奔自由,在西方出現充當民運人士,港人也不必奇怪。

李波對從事政治或是評論政治的港人會否產生寒蟬效應?筆者就完全沒有任何危機感覺,但建議傳媒工作者若然害怕,便不要留在這一行。正如前述,怕的人只應是中共自己人,從來站在敵對立場的人沒有什麼好怕的,又怕又要反共的人未免太廉價了。

泛民政客倒是最清楚這一與敵人的共生關係,中共不是沒曾關押香港人或台灣人,那是早年的事。近年泛民有一批沒有回鄉卡的人,時時闖關賣新聞,也只是給趕回來算了。

銅鑼灣書店五人事件會否引申到他們身上,筆者不敢代言,只是可以估算,只要有些風聲,泛民的正義人物就會先行逃到外國,他們的勇敢反共不外如是,2004年已經有過絕佳先例,誰是勇者、誰是裝模作樣混飯吃,中共一清二楚,也從來善於利用。

李波對本土派和港獨倡議者有何啟示?要不要先尋找英國或美國領事的保護?筆者也不能替別人作決定,只能說一怕你便輸了,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就只能當個混飯吃的人物了。

所謂自己香港自己救,是認真並要付出代價的事。在我們的社會裏,誇誇其談的人多着,功利計算更是常態,反映到政治上,這幾十年來便生產一批又一批的廉價反共民主派。這一切都隨新世代的出現而畫上休止符。今後「愛港建港是要付出代價」是基本常識。新世代對此十分清楚,先是「雨傘革命」時的佔領,再見「魚蛋革命」時的年輕人勇敢地掟出第一批磚頭。

自己保衞自己

不願面對新世代的舊政客會說年輕人是受黃洋達、黃毓民和陳雲的妖言所煽動;而筆者看到的是,新世代肯站起來犧牲自己前途去冒險救香港的勇敢。

由李國章到李波,給予年輕人的啟示已很清楚,是舊有的「和理非非」抗爭完全無效。香港人從此對新香港有新認識,要麼逆來順受,做個大陸人化的港人,要麼就要人人起動,自己保衞自己。再有強國公安在港活動,不再報警求助,應隨手拿起武器保衞自己,也保護其他港人,人人都要有自救的意識,港人已無退路。

自救的意識對新世代的港人尤其重要,而且會愈來愈重要。李波事件之後突然掀起一陣換領BNO的熱潮,但很快又沉寂下來。別說李波拿的是正式英籍全不管用,吹噓BNO是太平門也是自私和不負責任的。今年入大學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擁有領取BNO的資格,難道老師教授有面目自己拿BNO,逃遁留下新世代的年輕人抗共嗎?

新世代的人無樓無前途連BNO也沒有,有的只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地,以及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如果我們失敗的上一代人還有少少自省能力,不想新世代活在李波式的自由之中,對年輕人抗命不認命,只應支持,不應非議。

2016年3月28日 星期一

李怡 - 怪獸輪流在各界別敲門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28日   

李波回來一天又到大陸去了。和早前兩個夥計一樣,回來只是要「銷案」,和講些中共認為有所交代的話,就繼續去「配合調查」。人大常委范太說,這是李波自己在香港、在傳媒訪問下的說法,你不信我也沒辦法令你信,又重申沒有證據顯示內地跨境執法。行會成員葉國謙亦認為李波已清楚交代事件,「信者自信,不信者不信」。

李波來去匆匆、語焉不詳是否已經清楚交代了整件事呢?大多數香港人是否會相信呢?還是如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所說:一般智力的人都覺得問題多過答案,當事人如果不是惹上甚麼大麻煩,有口難言,你不會認為這是自願講出的真相。


她說的是「一般智力的人」,而顯然,一些幫腔者具有比大律師公會主席更高「智力」了。

康文署的去「國立」事件,進一步升溫。15間台灣不同大學在香港的校友組織發表聲明,嚴厲譴責康文署羞辱台灣學府。港共掩耳盜鈴地刪改台灣各大學的校名,使廣大擁有這些大學學歷的香港人出現學歷殘缺,不僅羞辱台灣學府,也羞辱這些有台灣學歷的香港人。既破壞台港間文化交流,也有違中共對台政策中默認的「一中各表」原則。台灣即將執政的民進黨當局看在眼裏有何感想,不問可知。近年台灣社會一直警惕「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此事必促使台灣民眾義無反顧走分離之路也。

對一般香港市民來說,去「國立」事件展現的,是民政事務局長和康文署回應之空洞,顯示他們作不了主、須聽從中共指揮的窩囊。一國兩制竟然在一個演出場刊上淪落了。

大陸爆發的黑心疫苗醜聞,山東數百萬劑未經冷藏的疫苗銷往全國24省市,無數兒童受害,家長陷入集體恐慌。網上瘋傳一份「帶孩子去香港打疫苗全攻略」,詳列香港各母嬰健康院地址、電話、收費等,很可能繼大陸人來香港搶奶粉後,又有新一輪搶疫苗。

搶床位、搶學位、搶高樓價、搶奶粉,現在可能出現搶疫苗……大陸假劣毒商品在各領域肆虐,香港是大陸最方便搶購可靠商品的地方。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市,怎抵得住13億人的瘋搶呢?李嘉誠早前說「黃台之瓜,何堪再摘」,被問誰是摘瓜人,他說「我都想知」。現在應該知道了吧。

太多荒唐事了。吳克儉拒下車接信,環保行動被控偷泥頭……香港著名舞台劇作家莊梅岩在facebook上寫:「香港的問題是,怪獸天天來,輪流在每個界別的門上敲一下。今天被敲那家子呼叫,記者上門報道了、全城都義憤填膺了,明天那畜牲轉敲另一家,大家就去別處義憤填膺--記住,怪獸沒被消滅,牠轉了一個圈會再來。」貼文後有人留言:「可悲是怪獸其實不只在門外,而是家中某些成員已悄悄的成為怪獸……但家中的人不知。」(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6年3月27日 星期日

塵翎 - 草東沒有派對

明報   2016327

大半年來最留意的台灣獨立樂隊「草東沒有派對」,上周來港演出,發布首張專輯《醜奴兒》,可惜那晚我沒法到場,錯過了現場的體驗,唯有安排他日赴台再會。

這隊樂隊的成員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學生,看看其校長近期捍衛學術獨立的言論,就知道這家北藝大的教育理念多麼不簡單,也多麼尊重個體的自由和尊嚴。本來教育背景只是小花邊,但想到樂隊成員平日就在校裡搖研社的會址練團和聚會,就不得不向校方致敬。

草東成軍也有兩年多,但真正火起來是近一年的事,在網上發布的新歌,曲詞編唱難得全面的好,引得樂迷大呼「台灣音樂有希望了」。像《大風吹》,一聽難忘,甚有大將風範。還有《頂樓》,這樣的詞絕不小清新:「困在一樣的空間/抽着一樣的煙/點了點從前來回味/也恐懼着明天/想像着自己也是他們的一員/說着自己也聽不懂的語言/他就站在頂樓上/看着遠方/幻想着希望/吞着絕望」。

草東唱出新世代的聲音,他們的音樂不撒嬌,不假裝,而是切切實實地敲打靈魂,刺鑿到心上,會痛會喊,就是不沉默。這是真正的搖滾。他們也使我想起對岸的「萬能青年旅店」,同樣有力,但萬青更有爆發力,而草東多了海島的輕盈,有風。

香港什麼時候會出現這樣的搖滾新聲,我暗自思量着,就在報上看到一群中學生在教育局長面前示威的畫面。年輕的人,敢於喊出自己的聲音,挑戰權威,真是很rock的一件事。期待90後把這種姿態也放諸音樂領域,不必再「今天我」。

大風吹
  

頂樓



爛泥

家明雜感:《荷里活黑名單》(二):絕世的編劇、戰友、父親

星期日生活   2016327
【明報專訊】《荷里活黑名單》中的Dalton Trumbo,是舉世無雙的風流人物。
作為電影編劇,他多產並佳作迭出。荷李活反共的白色恐怖開始時,他因為是共產黨員首當其衝,但他百折不撓、永遠逆來順受;面對「非美委員會」(HUAC)的政治逼害(witch hunt)、社會歧視,他貫徹信念毫不動搖,對戰友更不離不棄。《荷里活》的故事橫跨二十多年(19471970年),大部分人都變了,唯獨Trumbo始終如一。嗯,不變的或許還有故事的「反派」Hedda Hopper,那由Helen Mirren演的「八婆」專欄作家,恃着千萬讀者,在荷李活興風作浪。MGM老闆Louis B. Mayer因為寒微的猶太移民出身,祖國白俄又淪為冷戰敵人,說起話來還要忌她兩分。
隱姓埋名的最佳編劇
《荷里活黑名單》重提五十年代往事,對白寫得很好(Trumbo的黑人牢友問起尊榮,他的回答真精警)。不過為了顯淺易明,編劇John McNamara把它寫成一場個人戰役,甩不掉「荷李活」套路。自由與保守兩股勢力抗衡,前者以Trumbo為代表,後者是臭臉的Hopper,結局是邪不能勝正。Trumbo之外的「荷李活九君子」,變得臉目模糊。故事中出現最多、患有癌病的Arlen是個虛構角色,代替黑名單中某些人物(如Samuel Ornitz),有生之年未見昭雪,連葬禮都可憐的疏疏落落。Arlen的存在有時過於功能性,他有次跟Trumbo夤夜改爛片的劇本,問他想不想再寫有意義的東西,誘使他說出某次在墨西哥看鬥牛的惻隱故事。故事後來成為《鐵牛傳》(The Brave One)的劇本,是Trumbo繼《羅馬假期》後,另一次隱姓埋名的奧斯卡最佳編劇作品。
反而那個名演員Robinson真有其人。只憑電影描述,他好像比Trumbo軟弱,戀棧奢華生活不捨,大屋與名畫(牆上那幅變賣又贖回來的梵高Tanguy畫像),在聽證會提供名字(naming names),跟參與過的組織劃清界線。好玩是Robinson在電影中向來精明,若看過他演的黑色電影名作《殺夫報》(Double Indemnity),會發現《荷里活》跟他的形象大相逕庭。這樣說吧,論品德Robinson或許真比不上Trumbo,但別忘記兩人在影圈還有一項差異:幕前與幕後。編劇可以不斷化名,但明星只能靠樣子維生,被杯葛即永不超生。《荷里活》兩個人最後碰面的一場戲(Trumbo把錢歸還),算是道出Robinson等演員的苦衷。
與體制對抗之中的父女情
影片中「反黑名單」這場荷李活戰事,除了Dalton Trumbo一夫當關,後來還陸續加入了破舊立新戰士:大明星卻德格拉斯(Kirk Douglas)與導演Otto Preminger。前者找Trumbo寫成《風雲群英會》(Spartacus),後者邀他編寫《戰國英雄》(即「出埃及記」)(Exodus),Trumbo憑兩部大製作吐氣揚眉。說到底,《荷里活黑名單》還是相信(迷信)個人意志與力量,德格拉斯、Preminger,以至拍爛片的King先生(John Goodman)故意跟規矩鬥氣,造就江湖新氣象,潛台詞是「人定勝天」。同一道理,戲裏甘乃迺一句話即令專欄作家Hedda Hopper一下子前功盡廢,之後她再沒戲分,似乎把現實過於簡化了。
至於Trumbo本人,從影片所見,他宅心仁厚、嚴以律己、以德報怨,即使不是至聖,也是「亞聖」吧。他不是沒有缺點,只是很微不足道而已。他的奢華生活跟政治信念矛盾,被嘲笑為「a swimming pool soviet」。他化名寫劇本時,忙得不可開交,冷落家人;家人不聽使喚,他還大發雷霆。還幸他本性馴和,情緒偶爾失控,妻子CleoDiane Lane)一點即明。說句老實,與其說電影的主線是Trumbo與體制對抗,我更偏好副線的家庭部分,尤其父女情。
敢說整條父女線,是受了1959Trumbo的電視訪問啟發(即片尾字幕那段)。記者問他若得奧斯卡獎如何?他說要送給13歲女兒,因為自己被列入黑名單十年,女兒從3歲便保守秘密,父親從沒身分。於是,父女情貫串《荷里活》首尾。看完電影一查,Elle Fanning演的Nikola是最大女兒,黑名單出現時近10歲,不是受訪說的「3歲女兒」。「張冠李戴」無所謂,現在《荷里活》「父慈女孝」的鋪排很窩心。Nikola與父親的戲分特多,她不但深受父親影響,少時問父什麼是「共產主義者」,長大加入種族平權運動;在父親一些重要決定上,如對外公告《鐵牛傳》著作權,她是推波助瀾者。Nikola這些故事肯定是虛構的,但想像來得合理。
Johnny Got his Gun 壓卷之作
事實上,Trumbo的真人可能比《荷里活》呈現的有趣更多。幾年前PBS有部電視紀錄片American Masters: Trumbo,根據Trumbo兒子Christopher的舞台劇改編,Christopher的創作材料是亡父的家書及對外函件。紀錄片除了基本訪問,還找來明星對鏡頭,聲情並茂的演繹信件。因為Trumbo信件充滿修辭趣味,莊諧並重,是以讀信者有影帝也有諧星。時而擲地有聲、慷慨激昂;時而離經叛道,令人忍俊不禁。比如一封他當年寫給兒子的信,連帶附上兩本推介書,一是《一個撲克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據說是很離奇的自傳;另一是《性無罪》(Sex without Guilt)。他在信裏叮囑兒子,前者可以私下看,不要讓人知道;後者不妨跟好友分享,因為那是給年輕人的「自瀆手冊」!
現在說是事後孔明了:Trumbo沒經歷牢獄之苦、十年委曲求存,大概寫不出《風雲群英會》或《巴比龍》(Papillon)兩個階下囚故事。《荷里活黑名單》的高潮所在,Trumbo終於在電影看到自己名字,他淚盈於睫、身旁的妻子一臉安慰。《風雲》是不容置疑的佳作,結局很震撼,亦見Trumbo含沙射影——反抗的奴隸死罪可免,條件是供出誰是帶頭造反的斯巴達克斯(卻德格拉斯演的主角)。這時候,竟然陸續有奴隸站起來,搶認自己是斯巴達克斯,教身處人群中的斯巴達感動不已——現實中被出賣過的Trumbo,利用劇作昇華了。我稍稍好奇,《荷里活》沒有找演員飾演史丹利寇比力克,是不敢亂碰另一「偶像」麼?
因為《荷里活黑名單》,也看了Trumbo 1971年自編自導的Johnny Got his Gun。置身在「新荷李活」年代,時年六十六的他,改編自己年輕時的小說;首次執導即顯功架,敘事與意象奇峰突出,堪稱壓卷之作。故事說,一戰重傷士兵,被切去四肢,五官功能全失,醫生看他像塊沒靈魂的死肉,但他仍有思想及回憶。士兵呼叫無門,在牀上回顧一生,絕望得讓人害怕。倒敘其中一段,兒子跟父親閒聊,問什麼是民主。父說他也不大清楚,是政府的一種吧,總是讓年輕人互相廝殺的。關於戰爭、死亡與榮耀,影片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詰問。
嫌《荷里活》太淺白及樂觀,不妨找Johnny Got his Gun看看;即可明白,Trumbo如何無法替代。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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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黑名單》

《荷里活黑名單》 

趙崇基 - 國立臺灣大學

明報   2016327 

我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也就是中華民國17年。民國34年(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同年1115日,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這段歷史,康文署那些要不愛國愛上腦,要不擦鞋擦上腦的官員,不知道是否得悉?即是說,有「國立臺灣大學」這個名字的時候,還未有他們愛的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小小的康文署,竟然可以擅自更改表演者申報的大學名稱,要求別人斬件報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變成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變成臺南大學,香港話劇團的官方網站,國立臺灣大學變成臺灣大學……
你可以不承認一個地方的大學,也可以不承認一間大學的學歷,但你可以擅自更改一間歷史悠久的大學名字嗎?還是這些忽然愛國人士認為,1949年前,中華民國並不存在?即使改朝換代,要不要尊重歷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要不要改名?
刪走「國立」二字,他們當然說不出一個官方理由。因此,除了奴性發作,實在想不出別的原因。他們的主子大概還未管得如此仔細,只是自以為醒目識做的奴才,自我審查,做足101分而已。
不能不讓人又想起末代總督彭定康,那句臨別香江的預言:「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香港人的多元、自由,就是葬送在這些奴才之手。
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

長平觀察:賈葭失蹤,睜眼之罪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319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盲刺客》中,有一個寓意深刻的情節:賽克隆星球的薩基諾城,曾因奴隸的勤勞而輝煌。地毯編織是它的支柱產業,工人全是奴隸中的兒童,因為只有孩子的纖纖細手才能幹出這般精緻的活兒。由於長期湊近織物勞作,孩子們長到八九歲全都瞎了。於是他們中間流傳著一種說法:只有瞎子才有自由。

中國知名媒體人賈葭,就因為眼睛沒有瞎,失去了自由。在全國"兩會"開幕日當天,他看見"姓黨"的網媒無界網主頁上,出現公開信《要求習近平同志辭去党和國家領導職務》,感到十分驚訝,便告知了他的朋友、無界網執行總裁歐陽洪亮。賈葭和他的律師都多次表示,除此之外,他和這封信沒有任何關係。

無界網迅速關閉,刪除文章後恢復運行,相關人員都"正在接受調查"。沒有假裝睜眼瞎的賈葭,也被列入調查名單。先是他在陝西的親人遭到警方問話,隨後,315日,在從北京飛往香港出席講座活動的途中,他神秘地失蹤了。

秘密綁架與消息傳播

包括警方和航空公司在內的各個方面,都拒絕查詢或者回復有關賈葭行蹤的信息。正因為如此"神秘",事實真相路人皆知:他已被當局羈押。四天時間過去了,沒有法律手續,沒有通知家屬,更沒有律師會面,甚至不知道辦案單位。從法律上說,這是一起綁架案。比江湖黑社會綁架案更糟糕的是,報案後警方置之不理,而且公眾不敢議論。

當局的野蠻給一些自我禁言者提供了藉口,他們以"沒有確切消息"為由拒絕發聲。一些西方媒體也遇到困難:傳統的新聞專業主義,把官方消息視為權威信息源。其餘信息源則須多方確認方可報道。官方一方面進行黑社會式綁架,一方面把公眾治成裝聾作啞睜眼瞎,"確切消息"實難尋覓。因此而舉世沉默,正好墜入當局挖的坑。

所幸輿論沒有作繭自縛,包括紐約時報、CNN、路透社等世界主流媒體都報道了這起"據傳"的失蹤案。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等權利組織也表達了關注。當局竭力掩飾的那封公開信,也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

宮廷權鬥與民間抗爭

有關那封公開信的種種傳聞,也因此而甚囂塵上。公開信署名"忠誠的共產黨員",闡述習近平主政以來,獨攬大權,熱衷權鬥,政治經濟、內政外交全面倒退,國家面臨"文革"重來之虞。公開信要求習近平主動辭職,讓位賢能,甚至提醒他考慮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諸多評論認為,這反映了中共高層的分裂與危機。不少人期待內部權鬥帶來政治變革的契機。

賈葭曾經和我一起為香港《陽光時務》週刊工作。我們在編輯會上討論過權鬥與變革的關係。其後,我在"主編的話"中寫道:"論是革命還是改良的主張者,都對古老的權力傾軋--改朝換代或者宮廷鬥爭--傾注了太多的熱情""幾千年來,宮廷政治浪費了太多的政治和社會資源。今天還有人對中南海內幕津津樂道,我只會把他當作一個舊時的說書人",而應當"遠離權力爭鬥,拒絕宮廷秘聞,關注個體權利,支持新型抗爭"

我並不是說,高層權鬥對政治變革毫無意義。但是,在中國,這往往成了阻止民間抗爭的理由。我寫了二十多年時事觀察,一直都有更"精通時事"的人勸告我說,高層某派正在精密部署,最好靜待佳音,勿要添亂。"某派"換了一茬又一茬,"佳音"從未幸臨。事實上,無論南韓、臺灣還是緬甸,從內部權鬥到公開民主,反對力量的"添亂"至關重要。更何況,習近平上臺前後,權力傾軋可謂血雨腥風。"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進了牢房,"文革"幽靈卻愈加逼近了。

我也看過賈葭的一些文章,相信他和我一樣,對單純的宮廷鬥爭不感興趣,更不會去佯裝"忠誠的共產黨員",以"堅持党的優良傳統"為名,為"我黨"的未來操心--我不知道這種策略是否靈驗,但知道使用和關心的人也太多了一點。中國缺乏的是堂堂正正的思想表達,直截了當的政治言說。

盲刺客與睜眼瞎

如此說來,賈葭是這場被誇大的權鬥陰謀的"躺槍"(誤傷)者嗎?是,也不是。一方面,他顯然不會介入這種事情;另一方面,每一位公民,都可能成為宮廷權鬥的直接受害者。因此,相對于那封公開信來說,我更關心賈葭作為一位媒體人、一位網民和一位公民的基本權利。看見一個信息,轉告給一個朋友,就會被秘密綁架,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然而,這正是中國的政治現實。那封公開信的讀者,一定不只賈葭一人。然而,絕大多數人一聲不吭,趕緊躲閃。賈葭曾任職多家媒體,廣有交遊,盡識"思想大家"。失蹤之後,舊雨新知亦多作睜眼瞎,依舊談笑風生,甚至汙名毀譽、落井下石。

真正的盲人因為想戰勝黑暗,其他感知能力往往優於常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中,奴隸兒童眼盲之後,有的成為敏捷異常的刺客。然而,睜眼瞎不會生出這些本領,只會因恐懼和自欺而愚鈍,喪失對基本權利的體悟。這正是專制政治延續下去的秘密之一。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2016年3月24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紀念是為了讓他們不被遺忘

2016324 

【明報專訊】「曾經有這樣的一群年青人,每一次起飛都可能是永別,每一次落地都要感謝上蒼。」電影《冲天》的序幕
前個周日,出席了一部台灣電影的特別放映會。那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而拍攝的紀錄片《冲天》,講述的是8年抗戰裏,民國空軍守護國家的故事。
抗戰紀念電影:大陸vs.台灣
去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同是為了紀念,大陸拍了一部大片《百團大戰》。大家或許知道,抗戰期間,除了游擊戰外,中共僅打過兩場較大的仗,分別是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這部電影講的便是後者。片中自然是歌頌八路軍如何奮勇抗敵,尤其是毛澤東、彭德懷、左權等領導,如何英明神武、料敵如神、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當然,今天中國大陸不會缺錢,於是片中千軍萬馬的大場面絕不欠奉,配合神州的壯闊山河,自然拍出雄偉的氣勢;否則的話,作為一部所謂「獻禮」電影,又怎能向國家和人民有所交代。
相比這樣的億萬金元大製作,《冲天》的台灣製作團隊,可謂無人無錢。就連片中的空戰場面,不要說重新以實物拍攝,就連當年留下來的空戰菲林片段亦不多,只能以動畫來交代。你沒有看錯,是動畫。結果,這便讓本片成了一套動畫與菲林畫面不斷交錯的電影。原先以為效果可能會十分突兀,但結果,效果出來卻出奇的好,反成了一部十分詩意的電影。在眾多抗戰紀錄片、電影之間,成了我認為最不落窠臼的一部。
飛行員背後的故事
箇中關鍵,是製作團隊在交代史實之餘,更着重的,是說故事,說出那些為世人所忽略、最後為國捐軀的飛行員,背後的動人故事。
製作團隊做了大量的資料蒐集,不單找來仍然在生的飛行員作訪問,亦把更多飛行員的檔案和史料,逐一翻閱,甚至連他們與家人間的書信,都一一細讀。就是在這些書信中,大家讀出一段又一段動盪年代裏的感人故事。
在烽火漫天的歲月裏,這些飛行員在碧血長空中出生入死,與家裏夜夜盼郎歸的妻子及家人,咫尺天涯,甚至有朝一日,天人永隔,家書成了他們彼此間傾訴思念的僅餘途徑。
國仇家恨 兒女情長
飛行員劉粹剛在火車上邂逅了教師許希麟,一見傾心。在一個千百年來婚姻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國度,自由戀愛風氣才剛剛萌芽。劉開始以書信表達傾慕之情,練習飛行時駕機經過許家上空,特地低飛,還伸手打招呼,更在空中表演了幾下飛行特技,流露出稚子的跳脫心靈。女方最後委身下嫁。
後來戰爭爆發,在兵凶戰危間,他見到陣亡戰友的太太,在萬念俱灰之下差點自尋短見,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太太,信中說:
「如我要是為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為我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您時時刻刻要用您聰慧的腦子與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為我而犧牲一切……我只希望您在人生的旅途中永遠記着,遇着了我這麼一個人。」
不久之後,劉粹剛也不幸陣亡。
另一位飛行員張大飛,在戰爭結束前夕陣亡,看不到抗戰勝利那一天。在他遺物之中,找到一袋信。縱然他不斷換防,居無定所,但卻仍然把這些信留在身邊。這些信原來都是他與一位南開高中女生通信時,對方寫給他的。當中有一封,更是從張的軍服口袋中找出來的信;一封摺了又打開,看完後又再摺起,因而有着無數摺痕的信;一封因汗漬斑斑而已經褪色的信。信中寫道:
「我很羨慕你在天空,覺得離上帝比較近,因為在藍天白雲間,沒有死亡的幽谷。你說那天夜裏回航,從雲堆中出來,驀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的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了……」
張深愛這位女生,但也因為深愛她,所以一直不敢表白,為的是生怕自己朝不保夕的崗位,會拖累她,讓她孤獨終老。這位女生在張陣亡後,收到軍方送來這份遺物,哭得不能自已。這位女生名叫齊邦媛,後來成了一位作家,被譽為「台灣文學之母」。
梁啟超的兒子、建築大師梁思成,與太太林徽因一家人,在逃避戰禍、顛沛流離裏,偶然被悅耳的小提琴聲吸引,因而巧遇一群年輕人。原來這群優秀的年輕人,竟是航校學生,在患難中,彼此從此結為莫逆。後來,兩夫婦更獲邀出席航校畢業典禮,擔任校內孤雛的「榮譽家長」。雖然毫無血緣關係,但卻從此親如家人。後來,這些稚子一個又一個陣前捐軀。因為他們在後方沒有親人,於是日記、書信等遺物,都被軍方送到這對「榮譽家長」那裏,讓他們夫婦痛不欲生。
林徽因後來寫了一首詩《哭三弟恒》,來悼念她那位同是空軍飛行員的三弟林恒。但大家都認為,她寫給的,其實是一整群的人。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來哀悼你的死;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你……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着你哭?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麼給自己……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這些故事,因為欠缺相關菲林片段,於是在片中都以動畫交代,卻意外地營造出一種詩一般的浪漫和優雅;並且因為往往從女性的視角出發,也因而展現出戰爭裏的柔情一面。
「風雲際會壯士飛 誓死報國不生還」
開戰之初,民國的空軍飛行員,是駕駛落伍的雙翼機,如美製霍克三(Hawk III)、俄製I15,來迎擊日本的單翼機,如九六式,甚至是後來稱霸太平洋的零式,戰機落後了又豈止一代,亦因此注定傷亡慘重;但這些飛行員卻抱着必死的決心,去為國家民族而戰。
在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大門不遠處,便建有旗座,上面刻上學員的座右銘:「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畢業典禮的閱兵台上,掛出的兩條橫額也是:「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如此悲壯的幾句,成了全校師生的精神磐石,亦刻劃出在當時敵眾我寡情况下,飛行員的豪氣干雲,以及純真愛國的高尚情操。
時代培育了這一代的熱血青年;而這些青年也成就了一個悲壯的年代。
就是這些「小兵」,以及他們的家人,為戰爭付出最大的犧牲。抗戰的勝利,不是由什麼公侯將相所締造,而是以他們這些「小兵」的血汗和生命,所換回來的。
期望大陸有一天也可以換個視角去看戰爭
我期望中國大陸,有一天也可以拍出《冲天》這樣的抗戰紀念電影,懂得尊重歷史上那些平凡但卻更真實的英靈,從他們的經歷和視角去看這場戰爭;而非歌功頌德,為政治領袖塗脂抹粉。
我向大家誠意推薦《冲天》這部電影。它是我今年看過最感動的一部,希望它在香港可以有公映的機會,又或者台北駐港經濟文化辦,可以妥為安排,讓更多的港人有機會欣賞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2016年3月23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疑神疑鬼焦慮症候群

明報   2016323 

最近出席港大法律學院一個法治座談會,講者還有戴耀廷和任劍峰。座談會前幾天,大學的保安建議我們聘請八名保鑣,我說我不用保鑣,法律學院也不是校委會,一個正常的活動,又何需大量保安?亦沒有必要這樣浪費公帑。當晚近二百人出席,座談的氣氛良好,活動順利完成。我在大學執教近三十年,從來沒覺得大學是個危險的地方。倒是近日總有些人覺得港大不安全,連開會也不敢在港大,聞說每次開會均要花上大量時間討論保安和在哪裏開會才能鬼鬼祟祟地避開學生。做校委做得這樣辛苦,那又何苦呢?堂堂大學的最高權力架構,開記招要往銀行會所,開例會的地點成為高度機密,甚至連委員也不知在哪裏開會,要抵達會展後由保安人員帶領前往開會地點!最近一次頒授榮譽學位典禮,聞說更聘請了近百名保安。我曾在港大招待克林頓和以色列首席法官,也用不上這麼多保安!可能我們有些校委實在弱不禁風吧!
這也難怪,近日港大出現一種疑神疑鬼焦慮症候群,患者終日神經緊張,人家和她沒任何接觸,卻說人家恐嚇她,又將水壼當作偷聽器,硬要人家將水倒出來。如果真的有偷聽器,難道會浸在水中嗎?稍有常識者也會知道,今時今日的偷聽器,可以是一支筆、一副眼鏡、一支唇膏,甚至一粒鈕扣,不知下回又要檢查什麼?患者的另一癥狀是思路紊亂,往往語無倫次,例如呼籲學校不要搞辯論,唯恐辯論會令學生反應敏捷,思路清晰,能言善辯,最好大學生個個沒有主見,口齒不靈。物以類聚,用這種思維領導教育,香港的教育又怎會不是「唔得掂」?
另一癥狀則是恐懼學生代表,明明十個學院均有由同學選出來的幹事會,要見學生卻不敢見有代表性的學生代表,而要十個院校各自推薦一名優秀學生,以為見十個學生便等於和學生溝通, 分化和標籤學生不知是哪一門子的教育?港大任命確實有小圈子文化,明明受所有持份者反對也可以當主席,經典政績是口舌招尤;有校委去年超過了六年的任命卸任,卻可繞過來用另一途徑繼續獲任命,這不正就是「圍威喂」文化嗎?

馮睎乾 - 想像2046:浩劫抑或天國?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23日

【文化籽:夢邊緣】AlphaGo這名字,大概很易令人想起高達(Jean-Luc Godard)拍於1965年的科幻電影《阿爾法城》(Alphaville):戲中控制整個阿爾法城的超級電腦Alpha 60是獨裁者,不允許人有思想自由,也禁絕所有詩歌和情感。AlphaGo和Alpha 60兩個名字,驟眼看簡直像孿生兄弟,命名者似乎想開個無傷大雅的玩笑,我卻為他的野心勃勃而不安。況且研發AlphaGo的DeepMind Technologies創辦人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最愛讀的偏偏是《科學怪人》,怎不令人提心吊膽?

如果你看過比爾斯(Ambrose Bierce)在十九世紀末寫的故事《莫桑的主人》(Moxon's Master),也許會為李世乭輸棋而高興。故事講莫桑跟他的機械人下棋,機械人不敵,居然像吳克儉一樣「感到深深不忿」,當場殺死莫桑。你可能以為只要切斷電源,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正如AlphaGo完勝三局後,也有人半開玩笑建議:「李師傅,不要跟他拼棋,嘗試切他電路。」然而微型小說家布朗(Fredric Brown)在1954年寫的一頁極短篇科幻故事〈答案〉(Answer)裏,就想像了另一結局。

開場時,主角將超級電腦的最後一條線焊接起來,只要一撳開關,超級電腦即接通九百六十億顆有高度文明的行星上的大型電腦,瞬間掌握一切星系的知識。電源接通了,機器的燈亮起,發出低沉而懾人的嗡嗡聲,然後主角深呼吸一下,戰兢地問那道從來沒有個別電腦可以解答的問題:「有沒有神?」集全宇宙大型電腦於一身的超級電腦毫不猶豫地答:「有,現在有神了。」主角一聽,立即撲前想關掉總掣,但萬里無雲的空中突然閃出一下電光,當場把他擊斃,總掣也熔掉了。

以下講的不是科幻小說情節,而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學家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預測,信不信由你。這位「先知」叫古智維(Ray Kurzweil),他是著名發明家,代表作包括:能辨認任何字體的OCR、Kurzweil音樂合成器、能把文字轉為語言的盲人用掃描器、商業銷售的語音辨識系統等。2012年他擔任Google的工程總監。他寫過多本談未來的暢銷書,不少預言都已成真,例如八十年代預測2000年後是互聯網的世界,蓋茨更稱之為「我認識的對人工智能預測最準的人」。古智維的預言很多,最駭人聽聞的是這條:2045年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抵達「奇點」(the Singularity),到時它的智慧將遠遠拋離人類,且繼續以指數級增長的速率進化,人類固有的生活方式將一去不返,然而人類不會滅亡,甚至可得永生,因為人、機將會合一,人的智力和體能都大大增強,名副其實成為「超人」。

2045年距今只有不足30年,但古智維的預測可謂天馬行空,他憑甚麼這樣估計?答案是「加速回報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資訊科技依循的增長軌迹不是線性增長,而是指數增長。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摩爾定律」(Moore's law),簡單而言,就是用一美元買到的電腦性能,每隔18個月就會翻一番。古智維曾用以下故事說明指數級增長的威力:國王想獎勵象棋的發明者,問他要甚麼,發明者回答:「只要你在棋盤第一格放1粒米,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米,餘此類推,每格都是前一格雙倍,直到放滿整個棋盤,我就心滿意足了。」國王以為這是卑微的要求,一口就答應了,沒料到要填滿棋盤64格,其實需要一百八十萬萬億(18後加18個零)粒米,要有一個面積為地球表面(包括海洋)兩倍的種米場才夠生產這麼多米。初時的1,2,4,8,看似平平無奇,但越到後期就增長得越恐怖。發明者最後當然被國王砍頭了。

根據加速回報定律,古智維認為資訊科技以指數級增長,只會越來越快,於是整個二十世紀累積的進步,廿一世紀只要頭14年就能完成,之後只需4年,然後每隔幾年,甚至幾月,進步的幅度已等同上世紀的百年總和。如是者到了2029年,將會出現第一部通過圖靈測試的機械人──我們將無法分辨那是人類抑或機械人。人工智能結合納米技術(即是在1至100納米範圍內操控物質的技術,1納米相等於1米的十億分之一)後,2030年代我們將會逐漸跟機器結合,成為「人體2.0」(也許到時會叫iBody 2.0),下列的事不是夢:

1. 納米機械人(nanobot)將融入人體,按照程式執行大部份器官的功能,心肝脾肺腎都可移除,只剩下骨骼、皮膚、性器官、五官和腦,人可長青不老。

2. 一種叫foglet的納米機械人可根據指令改變結構,合成任何形狀,在某範圍內foglets只要達到足夠密度,就可控制聲和光(上文〈答案〉的電腦大概就是運用這技術來操控雷電)。人可利用foglets控制身體,令自己食極唔肥,也可用它們修理腦部結構,令自己過目不忘,甚至用它們變化外在環境,建構虛擬現實。

3. 在虛擬現實,人可以將自己上載到互聯網,探索現實中不存在的地方,結交同樣虛幻的朋友,甚至可隨意改變虛擬世界中的身份,令不同人看見你不同的形態。

到2040年代,古智維認為會發生以下的事:

1. 我們會有不同版本的「人體3.0」(就像現在不斷出新款的智能手機),由於當時人體已結合了分子納米技術成品,故不但可在虛擬現實改變形態,在現實世界也能變化外表,人的審美觀將會跟現在大大不同。

2. 2045年,1,000美元可買到的電腦,將具有十億顆人腦的運算力,意味着最低端的電腦都比人聰明得多。人工智能將以人類無法想像的速度思考,而每台電腦所學到的東西,可立即跟世上所有電腦同步化,電腦因而掌握的知識和自行開發的技術將以指數級增長,由是進入一極端跳躍性的「奇點」,人類的生活將被無可挽回地改變。

3. 2045年後,晶體的微縮程度已達物理下限,電腦只能擴張體積去獲取更大的計算力,於是人工智能開始將地球上的物質轉換成具有計算力的材料,直到地球變成一部巨型電腦。此後,這個人工智能生命體將以地球為中心,向外太空發散,直至將宇宙中所有物質都轉換成能夠支援智能生命的材料為止。2099年前,全宇宙將會智能化,繼而「覺醒」,變成一部神一樣存在着的電腦。

這些預言成真的話,那麼2046年未到,我們自己早就變到連阿媽都唔認得,香港變不變已無關痛癢,何況在虛擬現實中,人人俱可稱王稱霸,如今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政治觀、人生觀,皆將如同寫在沙灘上的字,勢必被時代的海浪抹得一乾二淨。以上對未來的種種玄思妙想,都見於古智維2005年出版的《奇點已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一書。我讀到「宇宙智能化」時,不由得掩卷沉吟:公元三世紀的哲學家普羅提諾(Plotinus),不早就說過「智性」(古希臘文:nous;英文:intellect)即「神」、即萬有存在之源嗎?然則宇宙是否從來都是一部電腦,而我們只是寄居於Matrix而懵然不覺呢?但願我可以活到2046,向聰明得不可思議的超級Siri問一句:「有沒有神?」

馮睎乾文學手稿編輯,兼職專欄作家及拉丁文、古希臘文教師。
編輯:陳國棟
美術:吳子豪

2016年3月22日 星期二

李怡 - 民主派的理念之爭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22日

面對十多年中共步步干預和港共劣迹斑斑,民主派的確沒有分裂理由也沒有分裂本錢,如今的分裂除了個人恩怨之外,主要是理念之爭和手段之爭。今天先談談理念。

「民主」這理念沒有人反對,即使中共專制政權,口頭上也說要實行民主或硬說已實現民主。中共的民主講明是民主集中制,即「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所謂「集中」的真正內涵就是極權。但在香港推行民主,即民主若具體化,就要以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來實現,普及平等的選舉體現人民的自由意志和自主精神。普選產生的一定是要對選民負責的政府,而首先不是對形式上任命它的中央政府。本地的普選體現的是本地獨立自主的精神。基於中共國已成為香港主權國的政治現實,過去香港民主派爭取民主的對象不是依《基本法》向特區政府爭取,而是向中共爭取,這就是公民黨新宣言所說的公民黨過去「曾相信與中央緊密溝通有助建立新制度」。但這些年的經驗已證明中共對於涉及權力是寸步不讓而且步步進逼的。對於極權政體來說,權力從來不會嫌多而只會嫌少。人大關於香港選舉的幾個決定,去年的白皮書和8.31決定,中共收緊香港的自治權力、擴展中共在香港的權力,都太明顯了。

於是,幾年前香港開始有本土思潮。本土思潮儘管有不同派別,但都是由於越來越看穿跟中共溝通無效,也看到不管民主派是有意還是無心,溝通談判的結果都是損及港人權利,於是以本土優先,反奶粉走私,反水貨而崛起。本土派的各種主張當然可以議論可以批評,但大方向是一場免於香港沉淪的自救運動。在理念上,是否要與中共溝通爭取民主,是過去泛民主派和本土派最大的分野。

雨傘運動開始後,泛民主派或稱溫和民主派有些覺悟,不僅在傘運期間打出「命運自主」、「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而且在議會也從反拉布而開始支持拉布了。

但香港年輕人的本土主義又走前一步了。由命運自主而帶出自決、獨立等等語境。有些人認為,自決、獨立太刺激中共神經,甚而認為中共可能出動駐港部隊鎮壓。實際上,自決、獨立只是同中共幾十年不斷宣傳的民族主義相牴觸,被長期洗腦的大陸人視為大逆不道,但這些口號在全世界都是可以討論的平常事。

中共是否出動軍隊鎮壓,不在於叫甚麼口號,或採取怎樣的抗爭行動。六四天安門的學生叫的不過是反官倒的口號,要求的也不過是要同中央對話。六四的學生夠斯文了吧,中共還不是照樣出動坦克鎮壓?叫叫港獨的口號,在中共眼裏,絕對不會認為比容許香港實現真普選更危險。(為民主派把脈之四)

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戴耀廷 - 香港有獨立的條件嗎?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22日

港大學生刊物《學苑》發出了〈香港青年時代宣言〉,直言要求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建立民主政府及全民制訂香港憲法。一群年輕人明確地提出港獨訴求,即時惹來一眾老一輩的港人嗤之以鼻,問香港有甚麼條件或資格搞獨立?我未必同意香港必然要走上獨立之路,但香港是否有獨立的條件或資格,卻不是簡單一句話就能掃到一旁的。我們先要問獨立所需的條件是甚麼?

第一類條件是最淺薄的理解,就是問若香港獨立了,將來水、電及食物從何而來?或許對很多人來說,香港一向依賴大陸提供的水、電及食物,一旦與大陸脫離,生命線斷了,香港就成為一個死城,故沒條件獨立。但這忽略了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只要有錢,或許是貴一些,這些東西是可以向全世界買得到的。當然若是有利可圖,大陸為何不繼續向香港賣水、電及食物呢?

這就涉及第二類條件,就是香港的強鄰,即由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是絕不會讓香港獨立的。香港沒有軍事力量去抗拒解放軍,且中共可以對香港斷水斷糧,那獨立的香港就必是死路一條。這說法假設了中共會一直強大下去,甚至變得更強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那談香港獨立實是癡人說夢。

誠然,在短時間實看不到香港能有這種獨立的條件,只要中共的專制政權一日還是在大陸掌權,香港獨立也是無望。但中共在大陸的專制政權能否長存?歷史及常識告訴我們,中共的專制政權必有結束的一天。不少中國問題專家也提出中共崩潰已經開始。即使沒有人知道中共政權何時真的崩潰,但可以肯定說,在2047年前,中共及中國大陸必會面臨一次極大的政治危機。因此,香港能有民主不是在於中國要先有民主,反是在於中國先陷入政治危機、政治混亂中。

這就關乎第三類條件,就是當中國大陸出現了極大政治危機時,香港憑甚麼可以爭取得到聯合國承認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我看這才是最關鍵的獨立條件,也就是如何才能符合國際法要求,獲國際社會承認為獨立主權國的條件。

不能無視內地政治發展

第一個要求是再沒有另一個主權國家能合乎國際法及有效地聲稱擁有香港的主權。這也是為何只有當中國大陸陷入政治混亂,香港才有條件獨立,因中國越亂,連中國本身的主權也分不清時,香港主權誰屬就更不清了,那香港才有走向獨立的機會。

第二個要求是香港人民在客觀及主觀上能否與其他所有的人類群體區分開,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內的人類群體區分開。因只能在考慮了歷史傳統、種族、文化、語言、宗教、地域及經濟等因素後,能客觀地確認香港人民已是一個獨特的人類群體,並且香港人民具備了作為一個獨特人類群體的主觀自覺意識,香港才享有獲國際社會承認為獨立主權國的資格。

第三個要求是香港要擁有自行管治的能力。這是指如果香港真的被賦予了獨立主權國的地位,這地方的人民是有能力管理好自己而不會出現社會混亂。

在這裏,我不是說我希望中國出現大亂,主觀上我也希望這不會出現,但中國會如何變化,是超越人的主觀意願的。若我們只是盲目地相信只會有中國機遇而不去準備中國風險甚至中國危機,那只是自欺欺人。我也只是希望用一個客觀的角度正視香港獨立的問題,搞清楚甚麼才是香港會否走向獨立的關鍵因素。

對希望推動香港獨立的香港年輕人來說,要達成目標,不能只單顧香港內部的事,而不理會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因中國的未來與香港的未來實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不在於你主觀上是否「愛中國」,不要讓情感蓋過理智而不去理會中國發生甚麼事,因這反會令自己的目標難以達成。另一方面,他們也應想方法爭取國際社會的注意,到了關鍵時刻,香港人民才有資格去爭取國際社會認同香港能成為一個獨立主權國。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陳漢森 - 要有溫情和敬意

明報   2016年3月22日

已過花甲的舊同學敘舊,登陸時,多數父母仍在,沒有做大壽。鍾仔最幸運,父親九十三,仍然健壯,還可以為家人做飯。其他人的父母,有些住老人院,有些坐輪椅或經常臥床,不用照顧的很少了!不宜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但侍奉年長父母很少沒有幾聲埋怨的。

「很霸道,電視要開他看的台,風扇要對準自己。」「經常失禁,弄得屎尿一地,要他穿紙尿片,不肯。」「要我替他買馬,贏了領取獎金交給他,他說數目不符,上班時不斷來電追數。」「往事記得牢,近事很善忘。十分鐘內可以把舊事重複幾次,已經買了的菜忘了又買,弄得雪櫃塞滿,鮮魚變死魚。」……

新高中文言範文中有《論語》論孝四則,孔子教人怎樣孝順父母。其中最容易做是第四則:記住父母的歲數。至於是否感到既喜且懼,就只能發自內心,難勉強。第一則叫人在父母生前和死後都要以禮相待,但禮的內容便要賦予新時代的內容;第二則指事奉父母不只要養他們,還要有敬意,否則跟養犬馬無異。養可見於言行,敬發自內心;言行可以用理性指導,敬意是情感的流露,難勉強。

第三則最難做!「事父母幾諫,見志不隨,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你對父母的做法不滿意,要婉轉對他表達,如果他們不依從,你仍然要敬重他們,不要違背,雖然勞累,也不埋怨。)西方人也提倡孝道,認為子女要服從父母,中國跟西方不同,認為子女要主動樂意服從,並且要有溫情和敬意。

陳漢森 chs55255@hotmail.com

2016年3月21日 星期一

卓文 - 特區動物農莊

夾心人   2016年3月21日

歡迎大家來到特區動物農莊!

此農莊建於十九世紀,早期由英國人管理,和海外其他動物園一樣,沒有太大特色。直至1997年改為中國強力部門管理後,將莊園全面革新,引入大量奇珍異獸,才成為國際知名旅遊及研究重點。

農莊第一賣點是擁有一隻狼面的鷹。傳說它是鷹狼雜交而生,當然這是無稽之談,只是以訛傳訛。不過這鷹真能和禽獸交往,在身邊總見很多鸚鵡,模仿它的叫聲。另外亦有很多走狗,隨着他跑來跑去。狼鷹最大特點是破壞能力。農莊內動物由於不用爭鬥覓食,所以脾性平和,獸性不大顯現。但只要它飛到那一個動物群體,不知是否叫聲音波,必然令動物起哄,互相襲擊。「狼鷹挑釁」本是農莊最受歡迎表現項目,不過由於動物互鬥過於殘忍,受到「保護動物協會」投訴。現在管理層正作出檢討,包括考慮驅趕狼鷹出莊。

園內還有大量本地特產港豬。此等豬隻性情較普通豬更加溫馴,不愛戶外活動,大部分時間就是睡眠飲食。只要在豬欄內放一部電腦,港豬都目不轉睛,身不移動望着熒光幕。就算臨入屠房,其他同類嚎叫,他們都安然進入,不作反抗。由於這等緣故,港豬特別肥肥白白,也有專家分析,其肉質不帶那種因驚恐被宰而分泌酵素,所以豬肉味道最純,為食家所好。

除上述之外,農莊最珍貴動物,是大白象, 還有五頭之多,以捐贈機構為名。他們是「西九文化」、「蓮塘口岸」、「港珠澳大橋」、「高鐵」及「機場三跑」。由於世上罕有,視乎大小程度,每頭白象估值數以百億計,是鎮莊之寶,為遊客必觀首選。

2016年3月20日 星期日

家明雜感:《荷里活黑名單》(一):由伊力卡山說起

星期日生活   2016320 

【明報專訊】奧斯卡歷史上,曾有如此離奇場面。
大導演接受奧斯卡榮譽獎項,從來都是眾望所歸。席上賓客即使不是百分百認同,出於禮儀(以及看着典禮直播的數十億對眼睛),總會起立鼓掌。偏偏有一次例外。1999年,大導演伊力卡山(Elia Kazan)獲頒榮譽獎,他甫出頒獎台,台下觀眾截然分成三類:一類人起立鼓掌,對授獎百分百肯定;第二類是坐着鼓掌,包括史提芬史匹堡、占基利,對該獎有保留。第三類是最不留情面的,不但安坐不拍掌,還叉着雙臂,充滿怨恨地盯着台上的卡山。從電視畫面所見,最少Ed Harris及其妻Amy MadiganNick Nolte等幾個明星是這樣。
白色恐怖
為何如此深仇大恨?這跟伊力卡山幾十年前曾在「非美委員會」(HUAC)作供有關係。那是冷戰的五十年代初,美國瀰漫着一片恐共情緒,眾議院轄下的非美委員會,專責調查共產黨員在荷李活的活動。卡山在某次公開聆訊,因為按捺不住各方壓力,向委員會供出一些影圈的「共產黨員」名字。從此,這個本來德高望重,由劇場到電影皆影響深遠的大導演,背負了出賣同僚(「二五仔」)罪名。四十多年後的奧斯卡台上,卡山已年邁九旬(他在四年後離世),惟圈內仍有人對他咬牙切齒。HarrisNolte當然沒受事件牽連,那時候他們都很年輕;但作為荷李活的自由派,他們痛恨白色恐怖,鄙視卡山的行徑。故雖不同代,卻有切膚的感受。
伊力卡山領小金人的故事,最少兩點啟發:
一、「政治」乃眾人之事,「藝術」與「政治」根本密不可分,尤其公眾人物,「政治冷感」、「不懂政治」不是通行無阻的處世哲學,「泛政治化」四字更是廢話。剛看了邱禮濤的《選老頂》,金句不少,其中一句是「今時今日你老母買條菜都係政治」,所言甚是。近年我們在香港已深明此道,面對暴政及利益集團的咄咄逼人,不但學者容不下一張平凡書桌,小影迷自以為可以躲在小小影廳、不聞不問的看電影自由也漸被剝奪。一部獨立片《十年》竟弄得滿城風雨,場場爆滿卻被迫落畫,提名令大陸禁播頒獎,金像獎陣腳大亂。
二、不表態也是表態,沒有人獨善其身。上文說的奧斯卡現場觀眾分三類,換了你在場,會是哪一類?像史匹堡一樣的各打五十大板?說穿了不過是個騎牆派,不想得失任何一方、面面俱圓。Take side沒問題,台下三類人,台上負責頒獎的馬田史高西斯、羅拔迪尼路,選擇跟卡山站在同一陣線。史高西斯拍獨立片起家,他很感恩卡山當年提攜(卡山逝世後,他還拍了紀錄片《給卡山的信》向恩師訴衷情);迪尼路是卡山創立的「Actors Studio」的代表人物;五十年代後著名的荷李活巨星,幾乎都是來自該演員訓練體系。若論伊力卡山的一生,到底有幾分功幾分過?可以沒完沒的辯論下去。
荷李活受害名編劇
同一段荷李活的黑暗史,卡山是告發的代表,死後仍難逃惡名。另一邊廂,名編劇Dalton Trumbo則是受害的代表,他在「荷李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中最著名。諷刺地,卡山永遠受爭議,Trumbo卻好像愈來愈受平反,盛讚他的文字及影像如雨後春筍。「十君子」也者,是當時有十位影人「不友善」對待委員會的聆訊,被控藐視國會罪成,統統被罰款並收監。
這段歷史並沒有因為冷戰結束被遺忘,過去二十年來陸續有電影重提往事。原因?可說以史為鑒,或自由派影人藉此彰顯風骨、申張公義,跟白色恐怖劃清界線。包括佐治古尼挑戰「麥卡錫主義」的《各位觀眾晚安》。去年,甚至連Trumbo的傳記片《荷里活黑名單》也拍出來了。當然,美國電影重視改編,這些電影說不定亦跟Non-fiction、歷史研究的出版風氣有關係。2012年,一本關於「黑名單」的《Tender Comrade》再版了,那是極具分量的專著,載有36位受黑名單波及的影人故事(兩人為「十君子」成員)。書名「溫柔的同志」或許惹人遐思,其實語帶相關,乃Trumbo 1944年編劇的作品名字,只不過把「同志」換成眾數而已。電影《Tender Comrade》滿感人的,Ginger Rogers不跳舞了,改演軍人妻子。二戰令她跟夫婿分隔,跟一眾姊妹廝守並互相扶持。電影對戰爭及時代的控訴、對女性的憐憫,充分顯現Trumbo的人道(左翼)情懷。值得留意的是,《Tender Comrade》的導演是後來同被打成「十君子」的Edward Dmytryk
荷李活的共產黨員
在《荷里活黑名單》之前,九十年代還有名牌監製Irwin Winkler首次當導演的《午夜風暴》(Guilty by Suspicion),主角是羅拔迪尼路。他演的荷李活導演David是個虛構人物,在「非美」的調查過程中被朋友背棄、被電影公司列入黑名單,事業從此劃上句號。《午夜》的重要意義之一,是重現了當年公開聆訊的瘋狂與歇斯底里,電影人在眾目睽睽下被拷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某年某月某日你是否參與過共產主義的集會?」。然後是今天異曲同工的《荷里活黑名單》。是時代進步了?《午夜》是基於史實的虛構創作,《荷里活》則是開宗明義的真人真事改編,左派、右派影人全部點名道姓(John Wayne在戲裏面就是個討厭人物,還有列根的出庭片段)。編導雖沒什麼來頭,主角Dalton Trumbo倒是由《Breaking Bad》的Bryan Cranston飾演,而且演得非常好。影片故事由四十年代初開始,當時Trumbo是荷李活最具名望的編劇,前途無量,過着奢華舒適的生活(是的,跟他的進步思想有點矛盾),社交圈子都是名人與巨星。但他發夢沒想到,幾年後竟然鋃鐺入獄,淪為階下囚。
Trumbo的確是共產黨員,《荷里活》的片首字幕即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加上法西斯主義的冒起,不少美國人信奉共產主義、加入美國共產黨,Trumbo本人1943年成為黨員。問題固然不是政治信念,而是以政治信念入罪的政府。事實上,當年受「非美」調查聆訊影響的,除了「十君子」等美國影人(不少是歐洲移民),還包括一代喜劇巨匠差利.卓別靈。卓別靈同情貧苦大眾、挖苦資本主義的思想,在三十年代的經典作《城市之光》及《摩登時代》便見端倪。他因為同情共黨分子,五十年代亦被委員會傳召,但他拒絕往華府作供。在第二波聆訊高潮前,卓別靈離開美國,因為他是英國人,美國政府拒絕他再入境。卓別靈前半生在美國拍片,對美國電影業貢獻至巨,倒頭來竟然因為政見而被「泱泱大國」拒絕於門外,後半生定居瑞士。到垂垂老矣,奧斯卡向他頒發榮譽獎時,他才再次踏足美國土地。
Dalton Trumbo在《荷里活黑名單》中到底是個怎樣的編劇、朋友、丈夫、父親?下期再談。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fb 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荷里活黑名單》

Dalton Trumbo

伊力卡山 

郭梓祺訪問閔福德:前生自是中國人


星期日生活   2016320

【明報專訊】翻譯者常常隱身於作品背後,名字容易給人忘記,身世就更鮮為人知。
閔福德(John Minford)是英國漢學家和翻譯家,七十年代曾跟其師霍克思(David Hawkes
一起翻譯《紅樓夢》,之後翻譯的中國古典文學有《聊齋誌異》和《孫子兵法》等,香港文學則包括西西、也斯和劉以鬯的作品。
他近日來港,於恒生管理學院做了一系列講座,解釋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偉利(Arthur Waley)和霍克思幾位翻譯先行者的傳承關係,特別喜歡從各人的師友交遊等軼事,顯見其性格和志趣。
有緣跟閔福德談天,前段聽他說最初接觸中文和《紅樓夢》的淵源,很離奇;後段他多講兩年前出版的英譯《易經》,一譯十二年,無法不想起他在講座屢次引用的對答——有人問米高安哲羅,天才是什麼,他回答:永恒的耐性(Eternal Patience)。
訪談時說的是英文,個別字詞則轉用普通話。為便傳神,下面有數處保留了英文原句。
■閔:閔福德/郭:郭梓祺
中文 選擇了我
郭:記得你曾說「不是我選擇了中文,是中文選擇了我」。可說說嗎?
閔:那會扯到我的前世,你真想聽?
郭:請講。
閔:中學時我取得獎學金,到牛津讀古典,那是一九六四年。去到卻發現,我不想再讀了,因自九歲就要學希臘文和拉丁文,想試試新東西。我真正想讀的是音樂,入大學前曾在維也納學鋼琴,很用功,但父母覺得我應先取得學位,再做音樂家不遲。沒法子,結果便悶在牛津,試了很多其他學科,如英國文學和歷史等,最後選了「哲學政治經濟」這科,興趣卻不大,讀的兩年走了所有堂,去導戲,期間做過兩個大型演出。但後來覺這樣讀書只在浪費時間,還剩兩年,要改變的話是最後機會了,便問自己,在這世界,真感興趣的是什麼?
身為六十年代典型的年青嬉皮士,我跟自己說,最愛的是「樹木」。那時我們都愛四處閒蕩,見樹就抱。於是便想到讀樹林業,將來可當樹木專家。那時沒互聯網,找了本選科手冊,一看卻發現,樹林業要求在高考先修讀了物理、化學和園林學。沒理由離開大家再讀兩年高中,一時下不了決定,清楚記得那天坐了在飽蠹樓(Bodleian Library)外的矮牆,拿着那厚厚的選科手冊,閉上眼,隨意翻,一指,便是中國研究學院。第二日我就到了那系,問可否讀中文,作了很多原因,例如那是我畢生宿願等,但我對中文當然是一無所知。他們說,好,但你只有兩年,要努力直追。我答應了。
有趣的是在此約七年後,我到了倫敦找一位很有名的通靈者。他說,我是一個十八世紀中國人的轉世者,正跟另一個同是十八世紀中國轉世者,合寫一本重要的書,而我將變成這題目的權威。你知道嗎,我那時就跟霍克思譯《紅樓夢》。哈,他說的轉世,可能便是曹雪芹和高鶚。那就更使我相信是中文選擇了我,像翻《易經》,不知是潛意識還是命運。轉眼五十年,學習中文,翻譯中文,我沒為此後悔過。
只認得 紅,不懂「樓夢」
郭:你是哪年來港?
閔:一九六六。第一學期,他們就叫我去中國學中文,但因文化大革命,去不到,便來香港。那時有一戶有錢人家請了我當家庭教師,教小孩英文、法文和音樂,還給了我房間一起住。數月後,那位仁慈的母親跟我說,你如想認識中國和中國人,有本書必須讀,她寫下:「紅樓夢」。我那時只認得「紅」字,「樓夢」還未懂,但抄了下來,回到牛津時,跟教授說我想讀這本書。他們都勸阻,說那是本危險的書,會改變你人生,會上癮。但我堅持,他們只好說,那你等霍克斯教授休假回來吧。到他回來,我去敲門說想讀《紅樓夢》,他雙眼發亮,說我是第一個說想讀此書的人。我是班上唯一學生,一起讀了頭十回。
郭:頭五回已很不容易。
閔:第一和第五回很難,但我們讀得快樂。我一九六八年畢業,去了結婚,一九七○年回去,開始一起翻譯《紅樓夢》,之後一直反覆重讀。
郭:到現在仍然如此?
閔:對,最近才為企鵝出版社寫了本《紅樓夢》導讀。幾年前有個博士學生,她說也喜歡《紅樓夢》,正要解釋原因,我還想可能是些詮釋學或符號學的東西,她卻說,因為這書使人冬暖夏涼。說得多好,我幾乎可為此寫本書,《紅樓夢》對人生有種寬容的態度,曹雪芹真有一顆很大的心。
香港與六四
郭:《紅樓夢》之後,你翻譯了些中國和香港當代文學對嗎?
閔:一九八二年我來了中文大學,認識宋淇,一起工作。八十年代初中國政治稍為寬鬆,年青藝術家多了點自由,那時便在我們編輯的《譯叢》,翻譯和出版北島和顧城等人的詩集。但後來政局有點變化,我一九八六年也離港到新西蘭教書,之後當然是八九年的「六四」,對我是個恐怖的打擊,我有很多中國朋友和學生,看着他們,經歷真慘痛。至今,我如六四當日在港,也必會到維園的燭光晚會悼念,因香港是唯一可這樣紀念的地方。
一九八九年後,我認真決定不再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那悲慘景况我已承受不了,於是一心鑽進古典,開始翻譯《聊齋誌異》,從那時起便把自己留在往昔,翻譯《孫子兵法》和《易經》,最近則是《道德經》,可說是背棄當下。你看,他們現在還不承認過錯,只裝作沒事發生,真是很大的大話,跟喬治奧威爾說的相類。
郭:香港的情况也很壞。
閔:我知道。我不是政治人物,但我是公民黨最早的一批成員,那是我在港唯一的政治參與。我跟吳靄儀等是朋友,他們是多好的人,要對抗的力量卻多黑暗,實在難有勝算。但香港始終是個獨特的地方,我現在如翻譯當代文學,都多選香港作家,例如也斯。
郭:我見你的《易經》譯本,有一些注解會引伸到也斯的作品。
閔:我覺得他真是中國詩人的繼承者,常使我想起白居易,輕盈而富哲思,擅於記錄生活中簡單的樂趣。西西也很好,我曾參與她第一本英譯,那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她是世界級的作家,也正因她身處香港才可這樣,沒捲進政治壓力中。幾年前得到香港藝發局資助,我便在翻譯也斯的詩、西西的故事、和劉以鬯的《酒徒》。但翻譯如釀酒,需要時間,不斷修改,急不來。我要確保譯好了才給出版社,我想英美讀者真可欣賞到這些作品,不想書只滯留在香港的書店。這也是我學習也斯之處,他多麼致力於推動香港文學。
道家想法 的啟示
郭:你剛才說會翻譯《道德經》,我想起了劉殿爵教授那出色的譯本。是你很喜歡《道德經》故想翻譯,抑或跟你嫌Wilhelm的《易經》太西化一樣,對先前的《道德經》譯本不滿而想改進?
閔:這是出版社找我的。方法會跟我譯《易經》一樣,主要參考中文注本,不用容格或海德格那些。《道德經》我主要參考《河上公注》和我譯《易經》時常常借用那位劉一明,清代全真教信徒。
郭:之前也從沒聽過劉一明。
閔:他不出名,卻精彩,像直接跟你說話。他練內丹,內丹有點像西方的煉金術,容格便覺得那轉化是自我發展與實現的隱喻。翻譯《易經》時常常參考劉一明,因他總能向你指出一個路向,其基本想法是我們要將「人心」轉化成「道心」。這是有力的信息,不論在日常生活、人際關係、公共事務全是如此,需時刻意識到要與道合一,不困於個人的慾望、野心、恐懼等。我是個普通人,有很多缺點,道家的許多想法對我生活都有幫助,給我一種可倚靠的力量,如要像水和守柔,或後退等,因前進只是幻象。
這也使我聯想到我對音樂之愛。你先要清空自己,才能明白音樂,要打開你的耳和心,才有真正感受。翻譯亦類近,先要聽,讓原文的音樂流進,才能說,去轉化那聲音。我嘗試向原文的字詞投降,全然接受,不再是「我」,或者「你」,而是使你我融合為一,如同戀愛。
郭:使我想起「In search of you I find myself」一語。
閔:很對,我翻譯時也不斷在別處找到自己,我的一部分成了蒲松齡,一部分成了曹雪芹,這也是我喜歡翻譯之處,他使你有變化。
郭:翻譯這些如此不同的書,你有何感覺?
閔:哈,你可以有很不同的朋友,有些較胖較吵打網球,有些較瘦較靜拉提琴,我享受那多采多姿。《易經》比較獨特,像認識了一個神秘難測的朋友吧。
郭:《周易》我覺得很難,勉強看得明的注本,只有李零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閔:我欣賞李零,翻譯《孫子兵法》時常參考其研究,他寫《道德經》那本我也有看,雖然想法未必相同。
《周易》「漸」卦
郭:你說翻譯《易經》用了十二年,中間遇過什麼困難嗎?
閔:頭幾年都在找不同版本,探究注解,讀歷史和甲骨文資料等,試圖明白此書的根源。到了某階段,覺得始終要跳進去開始翻譯,初時專注於尋找適切的聲音,因此書沒作者,便想怎樣才好呢?試完又修改,來回往復,改了二十七版。我已過身的太太以往是我書的編輯,她看不懂中文,但英文比我好,她讀我的草稿,批評後我便再改。中途也有阻滯,二○一一年來港時,對譯本不滿意,覺得要多走一步,便找了些朋友來,用譯本為他們占卦,如果不成功,讀後只使人覺得冰冷,便代表我沒做對。如是者試了多遍,不斷探索更深層的啟示,歷時兩年,感覺很像通靈。我從來只譯過書,沒譯過「神」,《易經》連讀法也如此不同,每次幫人讀完卦都徹底疲累,好像讓神靈進入了身體說話,然後慢慢發現此書實有一把貫徹的聲音,這是翻譯的另一面向,於我也很新鮮。幸好二○一三年出版社催我出版,才停止了這漫長的修改過程,交了定稿。二○一四年我便中風,住院六個月,太太也在大病後離世。
那時我也會用《易經》占卦問翻譯《易經》此事。最常得到的回應是「漸」卦,要慢慢來。我覺得不止翻譯,做人也是這樣,我是現在到了七十歲,才漸漸自覺從心所欲,說對的話,做對的事,也慶幸仍可做自己喜歡的事,例如翻譯。
郭:真好。翻譯中國文學一直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閔:翻譯中國文學作品,覺得他們雖然如此獨特,卻如理雅各說的,可接觸那「Universal Chinese Mind」,所以我很喜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句話。人的外表可能不同,但基本的慾望、熱情、恐懼、志向往往相近,都想自己好一點,想超脫,接觸到更大的東西,譬如是「大我」而非「小我」,就如剛才說的「道心」與「人心」。
例如我譯一首宋詞,起初可能覺得他很異樣,關於一個歌女,或其實是一個男人代入歌女的語氣,在高樓上遙望,思念剛離去的情人,背景或許是杭州,全都如此「中國」。但慢慢翻譯下去,便發覺那也可在倫敦或巴黎發生,因為潛藏的主題就是人的處境,是寂寞、是愛、是違棄、是覺得人生如夢的感覺,這就不止限於某人,而是人類的事情。《聊齋》也是這樣,那些狐狸精和鬼怪如何奇特,但最終講的仍是人。翻譯家的工作就是要把這發掘出來,每次譯完不同作品,我也覺得自己的人生更豐富,因他們已進入了我的經驗。向這樣陌生的東西敞開心靈可能危險,卻有很大得着,就像跟一堆奇人異士做朋友,還使他們變成自己的一部分,結果不斷在別的書、別的語文裏去探索自我,雖教人疲累不已,卻也很刺激,正正如你剛才提到的「In search of you I find myself」。
文:郭梓祺
圖:劉焌陶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 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圖﹕劉焌陶)

(圖﹕劉焌陶)

(圖﹕劉焌陶)

陳惜姿 - 一切都在計算之中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20日

近來同事間談到Facebook,出現最多的一個字,是Algorithm。

每個臉書用戶都有不同數量的朋友,瀏覽時,卻並非每個朋友貼出來的東西,你都看得見。為了讓用戶瀏覽經驗更好、逗留的時間更長,臉書的Newsfeed有一條計算程式(Algorithm),決定你在臉書看到什麼,看不到什麼。

你like過的朋友,他們的東西便會較常出現在你的「牆」上。你常點擊、分享哪些文章,那類文章便會經常出現。甚至,你的眼球在某人的帖文上停留了多久,都會記錄在案。訂立程式的人相信,人總是喜歡看自己相信、同意的東西,會停留較久;看到異見,感覺不好,很快便會離開。

有時你發覺,已經很久沒見過某人的消息,以為他已沒用Facebook,用尋找功能找他,卻發現他一直有更新消息,只是沒出現在你的頁面。因為你已很久沒like過其消息,「程式」認為你對他沒興趣。

這個看似隨機,其實精心計算的平台,主宰你能接收的訊息。很多人看新聞,只在臉書裏看,朋友控制了你的新聞來源。同聲同氣的人,只看到彼此分享的訊息,不斷從朋友中聽到自己的回聲,把這些聲音放大,聽不到其他人的言論。

幾個月前,阿拉伯之春的推手戈寧(Wael Ghonim)在TED演講中公開懺悔,他在臉書發起革命,推翻政權,埃及民眾卻因臉書變得兩極化,互相仇恨,最終撕裂社會。沉迷臉書的人,不能不察。

馮睎乾 - 情侶不分手的哲學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20日

樂壇金童玉女分手的消息,不但震驚七十億人,更因為電視報紙和社交網站日夜無間地報導,終於形成Copycat效應,觸發起一輪分手潮。這夜,跟阿寶瀕臨分手邊緣的万刀甲,就約了兄弟何金水到油麻地美都訴苦。

「咩話?不分手契約?我依家又唔係自殺,簽乜契約呀?你係咪玩我呀?」万刀甲心情本已惡劣,終於忍不住要爆了。

金水先把万刀甲剛噴到衣領上的飯粒彈到鄰桌,然後不慌不忙說:「我哋受過高等教育,就算你有禮貌都唔使咁大聲嘅。不分手契約呢,其實係法國哲學界人稱『神鵰俠侶』嘅沙特同西蒙波娃所發明,我只係介紹返啫。」

万刀甲黯然地嘆了一口氣:「Sorry囉,咁你講吓個契約嘞。」

金水呷口奶茶,便開始講法國神鵰俠侶的故事:「1929年6月有一晚,24歲嘅沙特同22歲嘅波娃,坐咗喺羅浮宮花園張長櫈上面。就係呢晚,人類嘅愛情觀出現咗突破性發展,因為嗰位雖然好醜但好風流嘅沙特,居然諗到條絕世好橋,可以大條道理去犯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而女朋友就算知都吹佢唔脹。你話哲學係咪的確係醒、的確係勁?沙特嗰晚失驚無神咁同波娃講:『不如我哋簽張愛情合約,兩年續一次好唔好?』波娃當時同佢拍咗一年拖,好自然就答:『真係㗎?點解嘅?』你估唔估到條粉腸點解釋?」

万刀甲認真想了想,然後說:「愛情同合約一樣都係障眼法,你睇到嘅嘢未必重要,重要嘅嘢,通常細到你睇唔到。」

金水豎起拇指說:「講得好!不過你估錯咗。當時佢嘅答案,我夠膽講係驚天地泣鬼神。佢話,愛情嚟講其實有兩種:第一種叫『必然的愛』,佢同波娃就係咁樣,呢種係天長地久、唯一嘅愛情;仲有一種次要嘅愛,法文叫amours contingents,amours係複數,即係可以有好多個,而contingents就係偶然嘅意思,所以amours contingents──」

「我頂你個肺!阿水哥你噏夠咩『阿摩弓彈床』未呀?我已經好X煩啦,你仲成晚係咁弓彈床弓彈床,你可唔可以顧吓我感受呀?」万刀甲又忍不住大罵。

金水苦笑着說:「得得得,就快完。沙特同波娃講,除咗必然的愛,仲應該抱住開放嘅態度接受第二種愛,即係amours contingents,中文叫『偶然的愛』。留意,偶然的愛根據沙特講法,並唔等於我哋所謂劈腿,佢其實係一種認識世界嘅方法,所以比較接近於政府一直大力提倡嘅終身學習同埋持續進修。偉大嘅沙特認為,男人同女人都應該去滾,咁就可以對世界了解得更深。所以佢嘅愛情契約就係兜口兜面講明,甲乙雙方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有絕對自由搞三搞四,但條件係:唔准講大話。沙特將劈腿提升到咁高嘅哲學層面,試問波娃又點拒絕呢?於是呢對情侶大聲宣佈:『我哋要革新愛情!』嗰一刻,咁啱有隻黑貓喺佢哋面前行過,唔覺意就見證咗呢段咁蕩氣迴腸嘅愛情故事。」

「然後呢?」万刀甲沒精打采地說。

「然後,咪好似facebook嗰個Relationship嘅選項咁樣,叫It's Complicated囉。波娃同西班牙畫家一齊嘅時候,沙特就去溝畫家個老婆;波娃愛上沙特嘅舊學生,沙特就迷戀波娃嘅舊學生。佢哋果然跟足契約,唔介意同對方交流艷史。沙特高峰期同時有七個女朋友,每次波娃呷醋,沙特就鬧佢嘅道德觀太『資產階級』。沙特嘅秘書有次請教佢:點可以令咁多女人相安無事?沙特終於講出個秘密:『我呃佢哋。』『連波娃都呃?』『尤其係呃佢啦!』最後佢兩個都冇分手,死咗仲葬埋一齊,雖然波娃戴住嘅,係另一個男朋友送俾佢嘅戒指。」

「呢份愛情契約咪即係一國兩制!你有你玩,就算你講大話,搞唔到我咪ok囉!不過水哥,雖然你號稱『廟街活地阿倫』,但真係九唔搭八。我今晚約你,實情係想請教你點樣可以同阿寶提早解約,你仲同我講不分手契約?你係咪玩我呀?」万刀甲再次激動起來。

2016年3月18日 星期五

李怡 - 與掃帚星切割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3月18日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戰略,在1月梁特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到42次之多。香港經濟一向放眼全球,這個偏重落後國家的「一帶一路」跟香港有啥關係?不用說,那是689為自己連任炮製的托大腳施政報告。

按說,梁特提了42次,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應提更多吧,誰料只是輕輕提了一次,而在李的記者會上,更是一句不提。

昨天,《有線電視》訪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福重,他直指一帶一路「是個誤會,歷史上中國是沒有絲綢之路的!絕大部份時間它是不通的!」又說,一帶一路其實是個政治構想,沿線國家都是非民主國家,沒有法治環境沒有信譽,「在這裏投錢我覺得就是『打水漂』(即有去無回)!」

他又表示,去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下降得非常快,有時一個月便下降兩三千億,當中很多都是投到一帶一路去,他認為中央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帶一路我相信它會逐步降溫。」

聽到嗎?是「政治構想」,不是梁特所說的經濟機遇。中共國想轉移過剩產能,每月流失兩三千億,現在面臨經濟下滑趕快降溫,「一帶一路」將會漸行漸遠漸無聲。兩個月不到,即證明梁特擦錯鞋。

2013年689上任不久即到天津,在嘉賓名冊寫上「溫故知新,與有榮焉」。他自詡九十年代起已擔任天津市的顧問,見證着天津城市發展,覺得目前的香港可以借鏡天津經驗。結果是,這個他「與有榮焉」的天津港,在去年8月發生了空前連環大爆炸,強度達致升起蘑菇雲,官方讓人難以相信的統計也死了165人。

梁特去年1月訪深圳,表示非常羨慕深圳發展速度,說如果香港做到深圳一半的速度,已經很好。結果去年12月,深圳發生泥頭堆放場的塌泥事故,造成逾70人(官方數字)死亡。國家安監總局表示,事故是由於經濟發展過快而安全監管不完善所造成。

且不說689帶領香港學天津、學深圳會讓香港死多少人,而是他的稱頌、他的配合,冥冥中似乎都成為他頌贊事物的死亡之吻。

相反,他批罵的事物,卻茁壯成長。他去年批罵《學苑》,結果使本土思潮、自決主張這一年在社會蓬勃起來。年初一的旺角事件,他急不及待地定性為暴動,說參與者是暴徒,結果「暴徒」在新東補選獲6萬多票。而李克強在記者會回應旺角事件,也不提暴動不講暴徒不說分離主義,只說相信港府有能力、民眾有智慧去處理複雜局面。

幾年來,事情總朝着689意願的反方向發展,若不是他的判斷永遠出錯,就是主導他判斷的不是現實,甚至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思維,而是一直在揣摩北京的意向,而又總是揣摩錯。而每稱頌一事,那事就會無疾而終;每稱頌一地,那地就出災禍,真個是「河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的掃帚星。

建制派也趕快切割啦。你看李慧琼?若要選舉(不管是特首還是立會),不與掃帚星切割是死路一條。(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蔡子強、陳雋文 - 桑德爾讓我們反思:當閱讀及求學也變得銅臭

2016317
【明報專訊】上周五,中大邀請到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大學教授」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蒞臨作學術演講。結果反應熱烈,邵逸夫堂全場1600個座位坐滿,不少校外人士原都想慕名而來,但卻苦於一票難求。
桑德爾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為他在哈佛所教授的一門課「正義」(Justice),不單在該校深受歡迎,而當這門課製作成錄像,以及出版成書,也在全球範圍引起哄動。據報道,如今負責領導全國打貪的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亦曾向中共最高層中南海諸君,推介過這本書。
今次中大演講新意不大
但今次桑德爾來中大講的不是這個題目,而是他的另一本力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相信,這是基於有關正義這個課題較複雜艱深,很難於一個多小時內講清楚;况且,對於一般市民來說,兩本書比較,《錢買不到的東西》比起《正義》,趣味性和可讀性都更高,也更容易結連生活上的例子。
較可惜的是,桑德爾今次演講的主要論點,甚至用來解說的例子,例如腎臟買賣、以錢獎勵閱讀、為學童慈善勸捐提供金錢回扣、託兒所家長遲到罰款等,基本上都在書內講過,所以,對於那些讀過這本書的觀眾,可說是新意不大。况且,雖然演講以互動形式進行,卻不設答問環節,所以就算大家讀過其著作後有疑問,亦沒有機會發問。因此,亦只能把今次當作是一次能夠現場一睹這位明星級學者其魅力和演說風采的機會而已。
兩大論點:「平等」與「腐化」
言歸正傳,桑德爾的主要觀點是,反對把市場的邏輯引入日常生活其他原本非經濟的領域,把我們珍惜的很多事物,都變作可以用錢買賣。其論點主要有兩個,第一點有關平等,第二點有關腐化。
先談第一點「平等」。作者說:
「在一個每樣東西都可以買賣的社會裏,所得微薄者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當錢可以買得到的東西愈多,富裕(或貧窮)與否就變得更要緊……如果富裕的唯一優勢是有能力購買遊艇、跑車、奢華假期,那麼所得和財富的不平等就沒那麼要緊。但是當金錢可以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多——政治影響力、良好的醫療服務、位於安全而不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住宅區的家、進入精英名校而非爛校的管道——那麼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就愈顯重要了。當每樣好東西都待價而沽,有沒有錢,就有了天壤之別……所有東西商品化拿來買賣的結果,使得金錢變得更加重要,也加深了不平等所造成的痛苦。」(見此書中文版,頁2526
再談第二點「腐化」。作者說市場具有侵蝕性傾向:
「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當小朋友閱讀就付錢給他們,這或許會促使他們閱讀更多的書,但也會因此教他們把閱讀視為一樁差事,而不是內在滿足的來源……市場凡走過必留下痕迹,而且有時候,市場價值會排擠掉值得我們關注的非市場價值……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見此書中文版,頁2627
桑德爾在中大的演講裏,以(一)「是否贊成容許人的腎臟在市場上以金錢作自由買賣?」以及(二)「是否贊成以每讀一本書,便給孩子幾元作獎勵,來促進閱讀風氣?」與同學作了兩輪的互動式討論。
以現金獎勵學生閱讀?
因篇幅關係,我們這裏且集中討論第二個課題。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提供經濟誘因會促進人們多做某些行為。不錯,有些孩子可能因為喜歡閱讀而看書,但也有很多孩子並非如此;為了讓後者好,為何不可以用金錢來為他們提供讀書的誘因呢?更何况,兩個誘因加起來定會比一個好。
桑德爾說,實驗顯示,小孩確是會因此讀更多的書,但卻同時是篇幅較短的書。
其實讀者也不難想像,如果從功利的角度出發,要「多快好省」,短時間內讀數目最多的書,究竟「最有效」是要讀些什麼書?自然是「垃圾書」和「雞精書」,定不會是經典名著。畢竟一冊《戰爭與和平》,比起一本娛樂圈明星八卦書,自然難讀得多,也花時間得多,但孩子眼中,卻只是看到兩者的金錢價值一樣。
就算你乾脆為孩子定下書單,但孩子的心態究竟會是:但求囫圇吞棗,草草「啃」完這些書,快快收錢了事;還是會之後再花時間,多思考書中的內容和啟發呢?
這樣,久而久之,很易讓孩子從小就誤以為閱讀只是一種賺錢的手段。如果一天市場提供比起閱讀「時薪」更高的「工種」,小孩就會很易捨之而去,因為,在他們眼中,閱讀已經成了一種商品,並會以同樣的金錢標準,拿來與其他商品作比較。閱讀本來擁有對心靈的美好和淨化等,便會慢慢遭腐蝕掉。閱讀因而會被降低了層次,孩子再非以適當的衡量模式來看待閱讀。
桑德爾當晚作了一個即場民意調查,問問現場有哪些人贊成哪些人反對,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結果是正反各半。有趣的是,我留意到,現場不少大學高層,都舉手反對。
那麼獎學金又如何?
但更有趣的是,之後,有位台下同學與桑德爾互動時,卻提出一條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閱讀應有其自足價值,不應與金錢混為一談,那麼我們又應如何看,今天大學設立大量形形色色的獎學金,來獎勵學生報讀?又或者,家長以「讀好書,有前途」,來說服子女乖乖在學校念書?
這對一位大學教授來說,真的是一個十分尷尬的題目。
身在大學,近年目睹的一個現象,那就是大學千方百計募捐巨款回來,成立大量形形色色的獎學金,來吸引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各高考「尖子」、「狀元」報讀。請注意,獎學金不同助學金,它不是用來幫助家境有困難的學生來應付學費和生活費,而是無論有錢無錢的都可以攞,目的就是要「撬」來成績最好的學生。於是不少學子都學識「擇肥而噬」,揀選獎學金最大份的大學和課程來讀。
我們常常笑談今天的中學家長,每每機關算盡,都是要為子女「贏在起跑線」;其實,如今的大學管理層,又何嘗不是如此,大費周章的去籌募獎學金。說穿了,便是他們相信只要吸引和招募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入學,大學一樣能夠「贏在起跑線」。
求學是否應有自足價值(桑德爾口中的「intrinsic value」)?當揀大學揀主修,都慢慢轉化成一種商品時,在此潛移默化下,教出來的會是怎樣的一班「社會未來棟樑」?對社會的風氣和價值觀又會有何影響?如果家長不應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以免讓小孩把閱讀當作是賺外快的「工種」時,那麼對於更重要的大學教育,為何卻又可以一樣的功利,以獎學金之名獎勵報讀?
幸好,當時桑德爾沒有隨即再作一個即場民意調查,問問有哪些人贊成哪些人反對大學以獎學金獎勵學生報讀,否則的話,那幾位剛剛舉過手反對以現金獎勵小孩閱讀的大學高層,準會十分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