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6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問

2017816

【明報文章】就一地兩檢的討論,政府的態度似乎是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已是無懈可擊,任何其他方案都不屑一提。反對者提出的方案,它似乎都不假思考便一口拒絕,這是令人惋惜的。

我對政府的方案最大的憂慮是它根本無法符合《基本法》,政府嘗試用第20條來繞過《基本法》,更令人擔憂此例一開,《基本法》內不少保障皆會形同虛設。支持這建議的人或許會說這是杞人憂天,即使有違《基本法》,也只局限於高鐵而已。然而,誰能保證此例一開就不會有其他的例外情况?香港賴以成功的地方是它的法治根基,如果連《基本法》的保障也可以這樣繞過,只要有足夠的經濟利益便可以置法理於不顧,那法律還可以提供什麼保障?香港還有什麼法治可言?

假如一個人從廣州乘坐高鐵南下,他什麼時候才離開內地?按政府的建議,他是在抵達西九站通過內地的邊境檢查後才算離開內地。同樣地,一個人從西九前往廣州,在西九站經過香港和內地的檢查後,他忽然有要事要改變行程,返回香港,他是否必須經過內地批准才能離開西九車站的內地口岸?按政府的建議,一旦他通過內地檢查,即使他仍然在西九站內,他已經是在內地口岸,要回來便必須得到出境批准。這兩個例子說明,西九站內的內地口岸已經成為內地的一部分,換言之,這建議無可避免地要將香港的邊界重新規劃。

在九七年通過《基本法》時,國務院亦同時詳細界定了香港特區的領域,以深圳河的中央為界,深圳河南面便是特區範圍(221號決議)。在特區內中國法律不再適用,特區受香港法律的管轄。因此,當政府的建議改變國務院對香港範圍的界定,並將原來不適用於香港的法律應用到香港,甚至將原來香港的地方改劃為內地口岸,這如何能符合《基本法》?

我並不反對興建高鐵,但我擔心我們要犧牲唯一仍能分辨一國兩制的法治根基。香港市民是否願意為了經濟利益而放棄《基本法》的規定和香港法治的根基?是否沒有其他可行的方案?我不相信政府的建議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政府願意聆聽嗎?

練乙錚 - 新常態即大打壓 代議士變代抗士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816
上周六,公民聯合行動主辦了「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對策初探」研討會。立場不盡相同的八位民主派濟濟一堂,與兩百聽眾商量社運前瞻與整合。議題很吸引,筆者希望多了解社運人今天的看法,卻因為身在海外而錯過,殊為可惜,好在能透過看《立場新聞》的現場全直播知道內容。對關心社運和香港前途的人而言,三個多小時的錄影一點不長,只聽黃之鋒說反DQ釋法行動之前已與本土民主前線討論過現場如何協作分工,已值回票價。(註一)
八位台上講者分別是周永康、梁天琦、黃之鋒、戴耀廷教授、評論人桑普、馮敬恩、長毛梁國雄、民陣負責人區諾軒。特府嚴打之下,八人當中過半數有社運官司在身,若然入罪,刑期不會短。參與者所代表的政治光譜很闊,從獨、自派、左、右膠到泛民都包括,這本身已是一個重要訊息。2010年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分裂再分裂,至佔運之後更勢成水火;DQ釋法之後形勢有變,鐘擺蕩向整合。黑格爾辯證律走到第三步,無疑很自然。
民主派的健康整合
不過,核心的整合必須有機而健康,才能發揮力量,鼓舞群眾。從一個「碎片化」了的狀況出發,現階段怎樣的整合才是健康的呢?有台下與會者認為,各派應先反省,揚棄錯誤綱領,方能言整合。這其實不必,也不一定健康。
迄今為止,本地民主政治場域綱領競爭,無論是關乎目的還是手段方面的,只要排除一些無謂敵意,統統都是健康成份,不可或缺;各派參與整合,不必先作政治告解。梁天琦講得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胸襟去容納不同派別的抗爭哲學和方式。
有這方面的胸襟,聯繫到有與會者提到的社運參與門檻,綱領競爭就更易理解。例如:和理非非是上車盤,勇武則是能夠而且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者的豪「擇」,而處於中間的,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抗命換樓升級盤。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有人認為突破和平手段會引狼入室,有人則反唇相譏,認為行禮如儀的所謂抗爭不如不搞。到後來,這些指摘不幸演化為對稱的鬼論,至今有人樂此不疲(大概不全是五毛挑撥);由此可見一些「無謂敵意」的禍害。
筆者認為,反對派各方力量應該可以在完整保留自己的政治綱領的前提下,參與到一個新的「人民的聯盟」裏。這個聯盟主要是一個工作聯盟,在聯盟之內,大家不必談論彼此的抗爭路線分歧,因為更重要的是找出合作的基礎;在聯盟之外,也應盡量避免互相就綱領性的東西猛做別人的「負面廣告」。
前階段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尋找、定義新的抗爭方向之時,如同細胞裂變女子分娩,激烈的意見交鋒有其必要,過火也在意料之中,但在各自方向清楚之後,就不要再迷信「真理越辯越明」。現階段這樣減少無謂虛耗,本身就應該,要建立工作聯盟的話,就更不可忽視。
戴教授指出一點很重要:8.31之後,倚靠《基本法》已經不能保證可以守護香港這一制,遑論賴以達致政制民主。的確,《中英聯合聲明》在2014年由中方單方面宣告作廢之後,中國人大常委已視《基本法》為無物;釋法DQ之後,議會勢成政權可用可不用的獨裁工具。大家想想,建一個車站避雨亭也要事先在區議會裏諮詢的香港,如今牽涉兩制生死存亡的高鐵一地兩檢卻是政府說了算,議事文化關鍵處已蕩然無存。
「代抗士」與「代議士」
不僅立會漸無要事可議,一大批能議之士更被摒諸殿堂之外,那麼「代議士」這個名詞在香港已經接近無意義。97之後那十年八載風調雨順和理非非之際,社運民眾的核心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代表送進立法會代以議政。這個模式的功用現已消失七七八八,大家就有必要重新理解社運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係。
「舒適抗爭」大體無效,參與社運的代價普遍提高,對民眾而言如是,對運動的積極分子更如是。黃之鋒指出,佔運魚革之後運動領袖被告判監動輒「以年起跳」,必然有阻嚇作用,更多群眾敢怒不敢「行」。這並非如坊間簡單所謂的「抗爭疲勞」,而是在嚴峻的新常態底下,社運領袖和群眾的核心關係已由「代議」變成「代抗」。
「隱性支援」與「顯性參與」
相應地,群眾對社運領袖的支持,會從給選票、響應號召參與遊行甚至「鳩衝」的顯性方式,逐漸轉變為一些隱性方式,例如:
一、支持救助。長毛梁國雄在研討會上提議建立一個政治犯救助基金,籌錢打官司,組織對繫獄社運人的各種關懷工作。這個建議落實的時候,可能會擴闊一點,成為類似筆者不久前提出過的「社運救援翼」,幫助的對象不限於政治犯,而包括一些其他因參與社運而受害的人;例如,拯溺員郭紹傑,因積極參與佔運糾察工作,最近被拯溺員工會以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為由,強行永久刪除資格,就十分值得關懷和幫助。
二、深化和傳播理念。「新常態」之下,傳統媒體日益被收編,社運各派別的聲音多遭封殺,訊息傳播不易,惟有透過非傳統方式擴散(不限於互聯網);論壇活動、小圈子內的報告會、講座等,都是很好的支持方式。再者,社運領袖多是行動派,便是有自己的綱領,也不容易把綱領的論述和建構工作深化;群眾當中,有些有條件的人士,可主辦一些讀書圈,研究港中文化社會政治及有關的問題,慢慢成為民間智庫。方志恆教授和他的學界朋友組成的學者團體「高教公民」就是一例。(註二)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是不同類型的躬體力行,可替代風險代價越來越高的街頭參與。這些方面的支持工作,可以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地方開展;後者在白色恐怖的條件底下,更有其需要。筆者估計,群眾對社運領袖的隱性支援並視之為自己的「代抗士」,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顯性參與。
群眾派性和比例代表制
然而,研討會上不少人討論了一個問題:一些群眾的派性比社運領袖更嚴重。
原來,不同派別的社運領袖,對重新建構行動協作平台有很強的意願。原因很可能是,處在操盤者的位置上,他們接收到的資訊和觀看到的實景很多,了解到要成就一個抗爭目的(哪怕是「階段性成果」),靠一己之力無法保證。但是,個別社運群眾能夠了解到的,相比或有更多局限,常以為靠同聲同氣者的力量(「同溫層」)便可成事。這些群眾於是往往反對自己支持的派別與其他的派別溝通、協力。
例如,抗議DQ釋法行動之前,黃之鋒與黃台仰事先有協議,但到了現場,當後者欲開展配合行動之時,卻被一些「黃絲」群眾當作意圖抽水而不得不退卻。梁天琦甚至更坦白說,過去不敢參與協作研討會,因為消息一傳出,支持者就會強烈質疑你扭軚、反對你跨派別合作。
長毛指出,這是因為,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各派領袖如果想走議會道路而勝出,必須小心翼翼耕耘和保着自己的那10%選民,不敢得失;這樣,派別之間的合作便很困難。不過,這個問題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因為DQ6之後,議會道路對很多新興反對派別而言,已經走不通,故這些派別的領袖反而更灑脫,不怕支持者一時誤解。塞翁失馬,反有利派別之間進行協作。
老鼠屎:左、右膠矛盾
各反對派別之間有很多矛盾,控制得不好,會讓整合的構思泡湯,其中尤以社運左、右翼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最難控制、最易出問題。這不僅在本地社運裏已經如此;環顧古今中外,舉凡俄國革命、中國內戰、朝鮮半島和前越南、德國分東西南北、英國退盟、美國特朗普上台、所有民主國家裏的高熱選戰,幾乎無一不滲透着左右意識形態鬥個你死我活的影子。香港社運要前行,各派必須小心管控這個矛盾。
這不是說社運左、右翼的矛盾不應存在;這類矛盾關乎基本價值,有關的爭議大多數都有實質意義。但是,各派同時要看到,香港今後三十年內的主要矛盾都不可能是這些,而是香港原有的文明開放社會體制與中共欲強加於香港的野蠻專制體制之間的矛盾。如果左右翼意識形態之爭掩蓋了這個主要矛盾,導致港中政權漁人得利,那很可悲。各派容或在自己的抗爭路上有不同的左右取向,但絕對不宜把這些取向帶進一個在建構中的整合平台,更不宜對他方施展以左或右作標籤的攻擊。
筆者以自身經驗進言:不只關乎左右翼的政治批評,任何反對派內部的政治批評都應以低調、溫和、正面釋述己方觀點為主;正如開汽車的defensive driving,目的是要自己安全抵埗,而不是要妨礙別人到達。至於長毛梁國雄提到的競選爭票問題,一旦能夠建立各派工作層面的平台,磨合一段時間之後,就應該嘗試進一步探討初選機制,由小範圍、個別派系之間開始,逐步擴大;採取的方式可以是選區迴避,可能的話還可搞一票多派。
泛民在哪裏?
傳媒採訪上述研討會之後的報道,多聚焦年輕社運領袖人物,卻疏忽了泛民的區諾軒。區屬民主黨,卻自稱一點也不溫和。他參與這次研討會,意義是正面的;如果事先是與黨內大老商討過的,則更有一些弦外之音需要大家細嚼。他在會上從親歷的角度分析反DQ釋法遊行的組織層面不足之處,也很有意思。或者,反對派光譜的兩極,某階段也可以甚或需要來一個破冰,而區這次參與,可看作一個伏線。
筆者歷來對社運、對香港都採取一種很根本的樂觀和信任的態度,對一些人皆認為負面的事情作正面解讀,因為深信大多數港人都是善的、智的,在關鍵時刻會醒悟,做出應該做的事情。難道你不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天地的最深處飽含着正氣,光禿的樹木在深冬最寒冷的那天開始發芽?
(註一)這是《立場新聞》的論壇全錄影連結,聲帶在530秒左右開始: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1410982072320742/
(註二)方志恆教授等人成立的「高教公民」FBhttps://www.facebook.com/progressivescholars

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文字.獄

2017814

【明報文章】衝入政總廣場,律政司定要三名學生即時入獄,因為以「重奪公民廣場」為口號,「奪」字不就是預計行動有暴力元素的罪證?法庭如何判決,我等豈可預告?惟「奪」意味暴力,則是中文語文問題,必須要問清楚。「鮮艷奪目」、「爭分奪秒」、「爭權奪利」、「爭秋奪暑」、「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統統都是意味暴力麼?「奪」有數解,「強取」是其中一解,但亦不等於暴力。如果「奪」字就是暴力,那麼「戰」、「鬥」呢?不是更意味暴力?「民主會戰勝歸來」,不是顛覆政權嗎?文字獄是中國封建政治制度歷代不散的陰影,無數冤魂,一字之失,可以滅族,不是因為行動涉及使用暴力,而是反映不臣之心。不臣,就是死罪。香港人害怕23條立法,最害怕的就是以言入罪,而入罪之「言」,即使用時並無謀反之意,事後也可以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出試題「維民所止」的考試官豈有謀朝篡位的意圖?但朝廷要說「維」、「止」是「雍正」去掉首級,這就是不臣的鐵證。皇帝的頭是好好的,人民的頭就保不住了。文字獄離我們愈來愈近了,「命運自決」,「自決」不就是鼓吹獨立?不就是意圖、煽動分裂國家?不就是違反《基本法》?不就可以剝奪參選權利?文字獄的特色是什麼會招罪事前不能預知,要避免橫禍飛來,就要自己預設高度安全防線,避免做任何事說任何話「刺激」當權者,反而要天天表示忠君愛國,歌功頌德。

官字兩個口,一個「奪」字,已足證行使暴力的意圖;那邊廂,有人被歹徒鬧市擄走毆打施刑,官方反應是質疑受害人何以不第一時間報警;林鄭特首的公開反應是:「未有任何證據及事實基礎,不應妄作臆測。」受害人的傷勢公開可見,不算是受襲的證據麼?只是「臆測」麼?無論襲擊者是何身分動機,不是第一要表達政府嚴懲罪行的決心麼?什麼是證據,什麼是臆測,分別不就在有關人士的政治立場麼?政治立場不正確者,涉嫌犯法,必嚴刑峻法對待;若為罪案中的受害人,則備受質疑,這就是特區政府要傳遞的信息麼?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陳韜文 - 從劉曉波死訊看大陸社交媒體的管控

2017810

【明報文章】劉曉波是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人所知,故他從病危到死亡的消息一直為香港及國際新聞傳媒所關注。中共則一向視劉曉波為顛覆者,實行信息審查,而現在適逢十九大權力爭持期間,他的死訊變得更為敏感,受到管制應是意料中事。

雖然劉曉波的死訊受到管制並不意外,但是當中如何管制及其效果如何則未可知,使人好奇。幸好有多位學者,包括同事徐洛文教授視此為關鍵案例,設法探究大陸在特定敏感的時刻如何具體進行管控。與大眾傳媒相比,社交媒體的管控是較為鬆動一點的。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放過的東西,大眾傳媒都不用說了。幾位研究者的出發點就是要透過關鍵詞測試,集中看看大陸的社交媒體在劉曉波死亡前後如何過濾敏感消息。由於學者們有所預期及拿準時間,是以當劉曉波事件開展的同時可以進行實際的測試,從而取得可靠的資料,並寫成網絡報告(註1)。

封閉式管控

根據報告,大陸的信息管控非常嚴格有效,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地步。一般來說,牽涉到較多人的社交媒體群組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比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更為嚴密。在劉曉波去世後,社交媒體的審查大大加強,任何提及劉曉波的信息都被屏蔽。不管簡體、繁體或是拼音,下場都逃不過被過濾的命運。所謂關鍵詞,也不一定限定在「劉曉波」3個字,也延伸到「曉波」、「曉波+劉」的名字別稱、甚至是「劉老師」一類為網民所創造出來的「代名」。環繞着劉曉波的死亡衍生出不少相關的關鍵詞詞組,也成為被審查的對象。好像「劉霞+軟禁」、「劉曉波+進食困難+出國治療」等詞組也會引發審查。

在劉曉波死亡之前,研究者發現在微信的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都有過濾圖像的現象,但是在劉曉波死亡之後,圖像封鎖則擴延到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以,海外不少人互相傳遞的「空櫈」、「蠟燭」和劉曉波的照片都無法在大陸網上順暢流通。大規模的圖像審查應該是很難的,如何可以做到,實在使人驚訝及好奇。無論怎樣,從報告看來,不管是文字及圖像,只要管控者一聲令下,都可以被屏蔽,中國審查技術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灌水式管控

以上是封閉式管制的極致表現,適用於特定事件、概念和人物。從中國社會宏觀層次來看,它只是眾多的管控辦法之一,跟其他各式各樣的管控辦法是互相配合和補充的。這裏無法逐一介紹其他管控的方法,只想提及一種相關的社交媒體管控措施。根據幾位哈佛大學教授的研究,大陸在社交媒體管控上主要不是採取屏蔽手段的,反而是冷淡對待批評的意見,集中利用「五毛黨」大量發布有利於建制的言論,談及多種不同的議題,從而冲淡、掩蓋原來的輿論,改變網民的視點和關注的焦點(註2)。這種管控方式的重點不在屏蔽,而是以偽裝的官意衝擊輿論的原生態,我們或可稱之為為灌水式管控。如前所述,封閉式管控及灌水式管控並不互相排斥,可以是並行協作的。

審查的力度和意志

互聯網興起初期,不少學者看到資訊科技的解放性,認為互聯網是不可能管制的,遲早會打破集權國家的封鎖。從劉曉波個案可以看出,互聯網的解放性是有條件性的,而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有關條件。相反,我們從個案可以看到,中共擁有非常發達的審查技術,「技術含金量」頗高,可以進行快速、大幅度、細緻的審查。從速度看,它是隨着事態變化而同步實行的。審查是全國性的,覆蓋的是全體國民。雖然有人可以翻牆打破信息封鎖,但是人數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輻射力也很有限,不足為患。傳統的審查是意念的審查較多,現在的審查已經到了關鍵詞及其相關詞組的層次,其細緻程度是空前的。從組織層面看,中共的信息管控系統還是很有意志力和執行能力的。沒錯,中國社會的意識文化已經隨着改革開放而產生很大的鬆動和變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執政穩定問題上,其實變化不大,就算是社交媒體的意見交流都不曾放過。這樣說,中共的信息體制,以至社會體制是否就固若金湯,永不改變呢?證諸歷史,也不能這樣認定,因為社會變革牽涉到多種動因,不完全取決於一時信息控制的成敗。不過,那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議論了。

1 M. Crete-Nishihata, J.Knockel, B.Miller, J.Ng, L.Ruan, L.Tsui and R. Xiong2017. Remembering Liu Xiaobo. https://citizenlab.ca/2017/07/analyzing-censorship-of-the-death-of-liu-xiaobo-on-wechat-and-weibo/
2G. King, J. Pan, and M. Roberts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484-50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一地兩檢:可以誠實一點嗎?

201789
【明報文章】大部分對政府一地兩檢方案有保留的人士並非否定高鐵,而是希望尋求一個更能平衡一國兩制和一地兩檢的方案,希望政府亦能以這態度聆聽反對的意見。
假如今天我處身於西九站內,我是身在香港,受香港法律的管制。若我遭不合理禁制,我可以向香港的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可是,按政府的建議,西九站部分地區將成為內地口岸,在那兒香港法律並不適用,香港警察不能在那裏執法,香港的法院在那裏亦沒有管轄權;相反,那裏受中國法律(包括刑法)的管制,並由國內的公安執法。基本法清楚說明,除國防外交以外,中國法律並不適用於香港。在這樣清楚的條文下,政府的建議怎可能符合基本法?
政府說,那裏已不再是香港,所以不存在違反基本法的問題,而且香港政府在內地口岸仍可執行一小部分香港法律,所以這是賦予香港更多的權力。這好比說,我原來有$10,你授權我交$2.5給你,然後你給我$0.5,卻說這$0.5令我更加富有,難道特區政府真的要我們相信這樣荒謬的詭辯?
特區政府一邊說香港法律可以將一些地方假定為內地管轄區,所以那裏仍然是香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說,內地口岸不是香港的一部分,所以沒有違反基本法。這論點旣自相矛盾亦不恰當,法律上的假定一般只應用於事實或證據方面,這和將部分香港領域交由內地以內地法律管轄是完全另一回事。
律政司長日前搬出一大堆中國憲法的條文,令人摸不着頭腦。不如誠實點說內地有權收回香港,甚至可將基本法置之不理,大家會明白這是政治現實,但這並不等於說這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就我先前提出的方案,即北上的旅客在西九站進行一地兩檢,南來的列車則在福田站停留約20分鐘進行車上檢查,近日政府回應說,每班列車有近570名乘客,檢查不能在20分鐘內完成,這只是人力資源的問題,增加人手進行車上檢便可解決。政府又說,停車會影響其他高鐵的班次,這只是誇大安排班次的困難。為保障旅客安全及避免西九站成為理想的恐襲目標,行李須在上車時已進行檢查,剩下的清關問題亦不難解決。

練乙錚 - 從文化進化的生物遺傳研究看中港撕裂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89
教育副局是中共的人,香港學生接受大陸政權導引的方向洗腦無可免,問題是效果如何,會否反彈。大家記得當年羅馬尼亞毛左共產強人齊修斯古夫婦被起義群眾就地正法那一幕,廣場上的年輕「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特別多,包括掉轉槍頭的那些士兵。大陸似乎行得最通的那套,拿來香港卻不會適合這兒的水土,因為文化走向百多年來不一樣,最近七十年更可謂背道而馳。一項由兩位英國學者和兩位在港大陸學者(港漂)做的多學科研究很有趣,主題是「狩獵比賽」,筆者認為研究結果有助說明這點。
你慣凡事「睇頭」信權威嗎?
凡事「睇頭」信權威,恐怕是大陸學校和社會教育從小「定向」培養的結果,學生到了大學階段,這種文化性格應已相當明顯。上述學者做的實驗研究,就這個性格傾向的強弱比較了四個不同的大學生樣板組,每組約70多人,分別是(a)英國當地的「白人組」,(b)母語為粵語的本土「香港組」,(c)大陸人「留學英國組」,(d)中國當地的「大陸組」。其中,c組即大陸留英組的表現最令人注目;這組留學生從大陸到英國學習的時間不算長,有些一年、有些兩年,但在實驗中的表現竟與本土香港組和英國白人組趨同,卻與d組即大陸組拉得很開。
實驗比賽很簡單,要求每一參與者用電腦獨立設計原始人狩獵用的箭鏃,設計參數一共五個,包括箭鏃的長、闊、厚、形狀和顏色。實驗的主辦者事先知道最優設計參數,但參與實驗的學生卻無此資訊,基本上要靠自己一再試錯,尋求最優。每一次設計都應用到虛擬狩獵上;電腦程式會按該設計與最優方案的差別大小扣分,又按該設計用在虛擬狩獵時的「殺傷力」加分。參與者可根據各次設計的得分為下一個設計作調整。
狩獵「季節」一共三個,每季的狩獵次數為三十,每次狩獵都可用一個新的箭鏃設計。頭兩季的每一季期間,最優設計都不變,但第三季的會忽然變化三次(這可以理解為不同季節有不同獵物,而第三季裏更有三個不同獵物相繼出現,相對應的最優箭鏃都不同);參與者事先知道這個變化規律。在每季狩獵開始之前,各組參與者都可以觀察該組的「師傅」作五次示範設計和狩獵,師傅每次的設計和得分都對組員公開。每季開始之時,任何參與者皆可決定「照搬」師傅得到的最佳設計,但一旦決定照搬,參與者在該季便不能更改參數,而必須沿用該設計三十次。按照每季狩獵總得分,參與者會得到相應的(真!)金錢報酬。
實驗結果:(一)首季,大陸組的平均照搬率最高,超過白人組兩倍,有很大統計差別(statistically different);其餘兩組的照搬率處在大陸和白人組之間而明顯靠近後者;(二)次季,大陸組的照搬率幾乎不變,但陸人留英組的照搬率下降了,幾乎與香港組和白人組看齊;(三)只有在試錯失敗風險較高的第三季最後七個狩獵裏,各組的照搬率都升高而趨同,但與大陸組比較時,白人組及陸人留英組都依然與之保有統計差別。所在地靠近大陸的香港組,照搬率此時卻最與大陸組接近(能不警惕?)。
另外的試驗結果顯示,照搬者的三季總得分最高,但獵物突變(箭鏃的最優設計參數突變)之後的失分卻最多,顯示如果環境常變急變,對照搬者最不利。這些結果無疑符合大家的直觀(intuition)。(註一)
洗腦的供求關係
實驗有設計特殊性,結果不宜過份引申,但很明顯的一點是,「睇頭」信權威的心理,在各組人之中,以大陸當地人最強,受西方影響而減弱;這個直覺,透過實驗得到實據。怎樣理解這些結果與洗腦的關係呢?筆者提出一個洗腦的供求觀。
政權是洗腦的供應方,個人是需求方,「睇頭」信權威的程度是對洗腦需求大小的基礎,也是政權有效洗腦的潛在因素。實驗結果指「睇頭」信權威在大陸人組最強,即顯示大陸人對洗腦的需求最高。百多年來與大陸分家的香港人和新近離開大陸到西方生活的人,只要不是在風險很大的情況底下,都會傾向信自己,洗腦需求很低,與受西方個人中心主義文化影響最深的人趨同。
那麼一個有理的引申是,香港人如果回大陸生活工作留學,或者留在香港卻受各環節赤化威脅,不服從權威的風險都增加,都可能演化出對洗腦的較高需求。由此可見香港學生反國教、社運反赤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新拉馬克主義的基因學基礎
更深入的一個問題是,社會政治文化的衝擊,會否直搗生物層面,先是影響DNA,最終透過物競天擇的機制改變遺傳因子?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科學界認為不可能;之前一百年的進化機制大辯論,以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概念及基因變異為基礎的學派勝出(原有物種因基因隨機變異演化出新物種,但只有那些能通過物競天擇篩選的物種能夠成為穩定的新物種),另外的拉馬克學派(Lamarckism)認為的個體習得的慣性行為及其對個體自身的身心影響可直接進入遺傳構成新物種之說基本上作廢。
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降,大量分子生物學新發現導致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筆者月前介紹過)在西方生物科技界興起,拉馬克的觀點有了新發展,所引申出的思潮,已經在社會科學以至文化理論的領域裏立足,其中特別以哈佛大學J. Henrich、史丹福大學M. Feldman和劍橋大學K. Laland等人提出的「基因文化互動進化論」(gene-culture coevolution),已經進入主流,成為現代進化論當中的一門顯學 。
今天筆者特別選介一項與政治文化有關的研究:集體主義文化的可能基因基礎。這項研究的物質主角是血清素(serotonin),主要存在於動物(包括人類)的胃腸道、血小板和中樞神經系統中,是幸福和快樂感覺的引致者。人體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主要是由第十七染色體中的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決定的;這個基因有長型和短型之分。2003年,一組英國科學家在新西蘭做了一個突破性的研究,發現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是短型的人體內含血清素較少,容易患抑鬱、有較強的自殺傾向。
2009年,前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Joan Chiao與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K Blizinsky發表了一個研究結果。他們研究了29個國家的五萬多個個案,發覺在集體主義意識比較強烈的東亞國家的人,含短型血清素轉運體基因的比率高達八成,幾乎是集體主義傾向較弱的西歐國家的兩倍。他們提出的解釋是,集體主義有利疏導各人心理壓力,減少抑鬱等心理症狀,彌補血清素含量過低的缺點。(註二)
東方集體主義與遺傳學
是耶?非耶?類似的研究結果越來越多,有些結果更是互相矛盾的,學術界也有不同的意見和對研究結果的理解。近期,一些歐洲的研究更顯示,嚴重的精神壓力事件會透過表觀遺傳學機制直接影響人體基因內的DNA,威脅基因的變異。(註三)這就替「新拉馬克主義」提供了發展潛力,儘管這方面的思維依然不能缺少物競天擇和基因遺傳與變異的機制。
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專制傳統非常深厚,政權壓迫的手段穩定而嚴酷。幾千年來,嚴重的肉體及精神壓力事件的旁觀者及生還者身上,有沒有發生過因應的基因變異?「槍打出頭鳥」的政治文化傳統形成的物競天擇機制,會不會把帶反極權性格遺傳因子(存在的話)的個體不斷淘汰,造就了近代中國人當中特濃的極權性格?
更與目下香港人攸關的是,七十年來,像打地主、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8964大屠殺之類的「震撼到靈魂深處」的現代中國政治事件,有可能在兩三代中國人身上產生了以DNA替代為基礎的表觀遺傳學效應,導致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已經出現現代遺傳學意義上的異化,雖然還不一定是生物基因層面的撕裂。
(註一)A. Mesoudi等四位學者論文見: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62178/
(註二)Chiao & Blizinsky的論文見: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42692/
(註三)可參考: http://www.nature.com/tp/journal/v4/n6/full/tp201437a.html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9763416303797?via

2017年8月6日 星期日

高重建 - 實習生

RyuVSKen   星期日生活   201786

【明報專訊】外國員工不是新鮮事,盤古初開,公司的第一個同事就是尼泊爾籍香港人Kumar,是個很出色的程序員,後來也招過德國人和美國人。不過,外國來港的暑期實習生,這是第一次。

來的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生朱利安,得到由美籍華人設立的獎學金Huang Program,提供機票住宿資助到中國實習,條件是成績優異,尤其中文成績。朱在當地土生土長,卻已經學了7年中文,普通話說得比大部分香港同事都要好。

拿獎學金回來「朱義盛中國」?

世界真的變了,在我輩讀書的年代,只有嚮往拿獎學金往外國,沒聽過外國高材生拿獎學金過來。只有被要求操流利英語,沒期望過外國人跟你說中文,只要對方半鹹不淡說一句「你好、識聽唔識講」,已經拍爛手掌,讚不絕口了。而在我等大鄉里的概念裏,來港工作的外國人,不是來做官就是擔任管理層,初階的也應是在英資洋行做Management Trainee,哪有什麼實習生。

強國崛起,世界從單向變成雙向。不,我不是感覺良好。一我太清楚金玉其外下的崩壞,二我太了解香港「背靠祖國」的副產物,是自身價值的極速消磨。我擔心過自己是否狐假虎威地騙了朱利安來香港這個「朱義盛中國」實習,甚至心虛地問過他,會不會覺得到我們廣州公司好一些,雖然於我看來,寧可「朱義盛」,也不要血鑽。

初時去美國,發現自以為還可以的英語水平,原來很多聽不懂,因殖民地教育學的英國英語,跟被美國簡化過語法和甚至串法,加入大量俚語的英文有一定出入。雖然類比得很粗疏,但有時我會想,跟德法意西等其他歐洲語比起來,英語因為美國而在世界形成極大影響力,中文也類似,正因為強國崛起在世界增加影響力,遠的不說,否則哪來學了7年中文的朱利安——雖然學的是普通話和簡體字。與其憎厭歷史較短的讀法和寫法,不如學習英國人的態度,一方面尊重語言的演化,另方面堅持自身語言的傳統,愛護之、保存之、推廣之,讓世界知道,即使同樣是中文,還是有其多元。

朱負責的其中一項工作,是翻譯一個唐代背景偵探故事,其中有名僧人,說很多諸如「阿彌陀佛」、「安能辨我是雄雌」等難以翻譯的話,於是我和朱一起討論。過程中,我也感到自己母語程度的不足,比如「常伴青燈」,就是邊教才邊學會的說法。所謂熱愛自己的語言,可不是每天掛在口邊這般廉價就能體現。

朱利安來港前,我發給他一些住宿建議,都是AirBnB上比較像樣的地方,沒想到他選的是深水埗、大埔、葵興,可惜深水埗的房東後來取消了,未能讓他體會香港的「悲慘世界」。我也介紹了大量葵涌廣場、大埔墟、舊墟直街的小店給朱,他讚不絕口,尤其是大埔墟的豆腐花。雖然有天他在旺角一家「黑店」(shady place)飯後食物中毒,總體也無損他對香港食物的熱愛(謎之聲:同加州比,當然啦)。

昨天送別朱利安,同事一起飲茶,問到他兩個月來對香港的印象,朱說香港華洋共處的程度超乎他的印象,不過最讓他意外的是「the nature is really stunning」。

兩個月見香港:the nature is stunning

他在吐露港海傍踩單車,從大埔沿山路走到火炭,也走龍脊。我說,我無限認同他的看法,可是政府一味想要拆掉舊建築,毁掉郊野公園,甚至有專家建議要填平水塘起樓。朱利安意外地說:「Don't they need to drink water?

常識之謂常識,原來是因為常人才懂,專家不懂。

 龍脊風景

文:高重建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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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一國兩制的喪鐘

201782

【明報文章】政府就高鐵方案承認了兩點:第一,西九站作為離境口岸,全中國的法律必須適用,因此政府否決以附件三的形式引入中國法律,因為根本無法預知什麼中國法律適用或不適用。第二,現時的方案是要繞過《基本法》,由於西九部分地區已劃為內地口岸,故不存在內地法律適用於香港的問題。這其實等於承認,政府的方案是違反《基本法》,而政府的解決方案是重劃香港的範圍,將部分本來屬於香港的地區劃定為內地口岸以繞過《基本法》。

政府說這樣不違反《基本法》,因為《基本法》沒有界定香港的範圍。但《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多項保障,均建基於香港的地理範圍不會收窄,例如內地的法律和政策不會在香港實施,香港居民在香港境內受香港法律的保護,內地法律必須符合第十八條的規定才能適用於香港等。如果香港的範圍能隨時改變,這些保障便會形同虛設。

政府說可以將西九部分地方租借給內地政府,但租借土地時,土地仍然受香港法律的管制,現時的方案則是西九站部分地方根本不再屬於香港政府管轄的範圍,這是放棄而非租借。政府又說,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中央授權香港進行這個方案,這簡直是強詞奪理!第二十條授與香港額外的權力,適用於深圳灣方案,容許香港海關在香港境外執法。西九方案則是中央政府授權香港政府放棄香港政府的管治權,這是什麼理據?

筆者曾經提出在西九離境可以容許內地執法人員處理離境手續,但從內地進入香港時,則在深圳站停留約十五至二十分鐘作車上檢查,這方案可避免破壞一國兩制,而代價只是增加少許車程,政府沒有解釋為何這個方法不可行,是否增加二十分鐘的車程(但省回在西九站檢查的時間)便會令高鐵完全喪失其經濟效益?

一七○七年蘇格蘭為保持與英格蘭的自由經貿而放棄自治,詩人Robert Burns慨嘆蘇格蘭已變為可買可賣。今天香港可以為高鐵的經濟效益而放棄香港的部分管治權,明天中央也會有不同的理由延伸其管治權。西九遠遠不只是一個內地口岸,而是內地管轄權逐步伸延到香港的前奏,是進一步敲響一國兩制的喪鐘。

練乙錚 - 中租界和法租界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82
特府強拋一地兩檢,準備「租出」香港空間予大陸,用作高鐵清關,並同時執行大陸法律。由此引致的「割地」和「設租界」指控,已響遍輿論界。今天,離心主義不止於影響年輕人,故特府的做法,直接替中共已然不堪的形象多添一層濃厚殖民主義色彩;加上這幾天梁前特替方案大力吹噓,「外來政權」出賣港人利益的意味於是更形清晰。
「租界」既成了一個熱門詞,大家不妨多了解一下其歷史背景和意義;那不僅有助觀照一地兩檢問題的性質,還可破解一些對中國近代史的迷思。避免食「史」不化,可能是港人因高鐵失去一部份土地「次主權」之餘的最大得益。
國史:三次大規模領土擴張
歷史的迷思多着,筆者挑一個「不方便」的例子入題:殖民帝國在別國設租界,不由十九世紀東西洋列強專美;中華帝國同期間也曾在朝鮮設立中租界,情節惡劣,為時不短,今天經過了多年美化的仁川唐人街,就是當年中租界部份遺址。這是怎麼回事呢?
熟讀清、民、黨版近代史而未及批判便全盤吸收的話,很可能走漏一個基本事實:「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只不過運程有大起落。兩千多年期間,中土之國有過三次侵略性擴張,規模之大,囊括人口之多,效果之持久,西方十五世紀以來的近現代帝國主義瞠乎其後。朝鮮中租界的出現,不過是這段帝國擴張史晚期的一道回光。
中華帝國第一次武力擴張是在秦漢之世。秦向南伸展,霸佔了今浙江、福建、廣東、海南、越南、廣西、四川,即古越族及古巴蜀人的居地。漢除了成功「收復」秦末趁機脫離中土管治的南方地區,還把目光投向西北,征服了河西走廊,即今天習近平說的絲綢之路中國段在新疆以東的那半。這次擴張是遠古華夏漢族的傑作。
第二和第三次,則主要是近古的蒙、滿族汗馬功勞。蒙人奪得的今中國土地主要是廣西、雲南(其餘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版圖,元亡之後明朝無力接收)。之後,滿人於白山黑水崛起,陸續併吞了包括蒙、疆、藏的大片土地,另加百浬外海上的台灣。
台灣的土著當時還處於刀耕火種、石器與金屬時代交替之際,面對高度文明的滿漢殖民侵略者毫無還手之力,比同時期遇上歐洲白種人的美洲土著更不濟事,給殺戮得所剩無幾。
這個令不少國人回望總覺無比自豪的擴張運程在十八世紀末達峯。1790年,國人拜過乾隆八十大壽,這位世界級的帝國主義者就給自己封作「十全老人」,標榜的是那贏得最得意的十場血腥掠地戰爭,把朝、蒙、疆、藏、尼、緬、越、台灣、琉球都臣服了。
沒想到的是,不出一百年,這個運程要從巔峯掉到深谷的底。自視為天朝上國之民,一次又一次敗在東西洋人手上,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宇宙之間沒有更嚴重的了,而且任憑你病夫變強國,也無法醫治。類似的毛病近年據說香港人也有,但相比不過是芝麻綠豆。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
實際情況並沒想像中差。中華帝國當時已經「大到不能倒」,比它更不堪的國家民族比比皆是,例如朝鮮。朝鮮好比魯迅短篇小說《阿Q正傳》裏的小尼姑,中國就是那個恨得發癢、喃喃自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的阿Q。於是就有了朝鮮中租界這回事。
幕府時代末,日本思想界再次提出侵略擴張的理論,以征服世界為終極目標。經濟學家佐藤信淵主張同時西侵朝鮮中國、南侵東南亞。1853年「黑船來航」之後,武士兼改革派精神領袖吉田松陰更倡議「失諸歐美,補償於鄰國」,加強了擴張主義動機。
1868年日皇明治宣佈維新,實際主政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十分支持擴張主義,影響了當時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伊藤博文;一個以併吞朝鮮、入主中原為稱霸世界開端的「大陸政策」於是成形。第一步進行得很順利。
18759月,日本派艦隊到朝鮮海岸測繪海圖,遭朝方炮擊後反擊,趁機攻陷朝鮮江華島炮台。翌年2月,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准許「日本國航海者隨時測量朝鮮海岸,審其位置深淺」,並賦予日本在朝鮮的領事裁判權:「日本國人民在朝鮮國指定各口,如其犯罪交涉朝鮮國人民,皆歸日本官審斷。」
不過,條約第一款卻說:「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當然是謊話,卻是說給強弩之末的中華帝國聽的;朝鮮當時是中帝藩屬,日本卻想據為己有。(註一)
Q動了小尼姑──中租界
中國的反應有點出人意表。1882年,中國藉口協助朝鮮鎮壓兵變,派軍入朝;10月,逼迫朝鮮簽署《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劈頭第一句就說:「朝鮮久列藩封,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製,毋庸更議。……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列。」這明顯是與日本較量。
怎樣優待屬邦呢?首先,朝鮮也得「享受」中國在朝的領事裁判權:「(在朝發生的)財產、犯罪等案,如朝鮮人民為原告,中國人民為被告,則應由中國商務委員(相當於領事)審斷。如中國人民為原告,朝鮮人民為被告,則應由朝鮮官員將被告罪犯交出,會同中國商務委員按律審斷。」這裏說的「按律」,指按《大清律例》。
然後,中國推出比列強更荒誕的「炮艦政策」:「中國兵船往朝鮮海濱遊歷並駛泊各處港口以資捍衞,該兵船自管駕官以下與朝鮮地方官俱屬平行。」宗主國的艦長在藩國的權位,與當地市長同(這好比遼寧艦抵港,其艦長的權位就等同林鄭),這不僅超越了日帝對朝鮮的要求,就是連英帝此前逼迫中國簽署的《南京條約》也不曾有過。
緊接着,中國利用《章程》說的「兩國商民前往彼此已開口岸貿易,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賃房、建屋」,仿照列強在上海設立租界的經驗,在仁川、釜山和元山這三個最重要的朝鮮港口設立租界,名之為「華商地界」,各有正式章程。(註二)
華商地界章程規定,中租界內重要事務概由中國駐朝商務委員決斷,華商商董協助執行。治安方面,由朝方巡捕和中方夥同有經驗的英國巡捕聯合負責;朝捕管轄朝民,華英巡捕保護華僑及日裔以外的外僑,華英巡捕由華商英商合資聘用(日僑自有日本領事保護)。稍後中國向朝鮮施壓擴大仁川中租界,就沒有再聘用英國巡捕。(註三)
大家可以看到,中華帝國主義的行徑,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葉,在其軍事實力所能及的地方,霸道處絲毫沒有改變,比起東西洋列強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中華愛國者提起近代史,講的就只有「百年屈辱」,那也許是無知,也許是虛偽,都不值得稱道。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租界被日軍佔領。翌年,《馬關條約》簽訂,朝鮮終止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名義上獨立,至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併;中租界乃於191311被迫廢除,總共存在了31年。在中華愛國者心目中,那大概也是百年屈辱的一部份?
中共對不起上海租界
十九世紀中葉,英、法、美等國在上海各有自己的租界,後統一成為公共租界,但法國又脫離出去自成一體,體制上與公共租界有很大分別。上海公共租界是當地外國僑民的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外國領事甚至是英國領事的管理,但法租界則受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正式管轄。二十世紀初,法租界要求袁世凱政府准其擴大,袁答應了,但條件是不能窩藏革命黨。可是,法租界一直都是十分開放自由的。
19311月,蔣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頒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規定凡從事反對國民政府的革命活動者處死刑;第二條規定凡與革命運動發生聯繫或以文字圖畫演說進行革命宣傳者亦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這一條的嚴苛程度跟中共對付劉曉波的法律大概差不多);如此等等。可是,法租界政府既不承認也不執行這條惡法,並在國共鬥爭當中採取中立。(註四)
因此,在二十世紀前半的國民黨白色恐怖底下,上海法租界成為全中國思想界最活躍、言論最開放的一小片「樂土」。陳獨秀經常出入此地,並在此為家,中共成立的地點也是在法租界;陳不只一次因為收藏禁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也都是罰款了事。旅法學者郭宇岡這樣介紹當時的境況:「在法租界裏,有多所法國學校,比較著名的有聖依納爵公學(今徐匯中學)、震旦大學等。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戴望舒、施蟄存、劉吶鷗等都是震旦大學學生。……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方君璧、龐薰琹等曾留學法國的藝術家,歸國後都來到了上海法租界。」
1932年,劉海粟、倪貽德、王濟遠、傅雷、龐薰琹和張若谷六人發起,在上海成立了『摩社』(摩社即繆斯,希臘神話裏的文藝女神)。……這一切造就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黃金時代,而法租界區毫無疑問就是上海的『左岸』,文學、藝術、音樂、戲劇、舞蹈,所有的故事都來源於此。」(這是中共官方引用的資料:註五)
魯迅晚年居上海,但不住法租界而選址公共租界。那時上海的外僑以日本人最多,數約三萬,佔了上海所有外僑幾乎一半,主要住在公共租界。魯迅是留日的,日本朋友多,大概是他選擇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個原因。又因為他是「左聯」的領軍人物,左聯亦在公共租界落戶,因此也聚集了一大批左翼文人住在那裏。
陸人與狗不得進入
中共從起家到保命,都受過上海兩個帝國主義租界的大恩大德,照理應該感激不盡;不過,受限於馬列邪說和國家主義,在其洗腦文宣和教科書裏,租界都是萬惡的。徵諸歷史,租界縱有各種不是,但中共那種官方說法難以成立。看今天大陸政府控制思想、打壓言論自由的嚴酷,當年的租界相對是天堂。(大家記得,還不是那麼久之前,陸人與狗都是不能進入那些「華僑商店」、「友誼商店」的。)
特府搞一地兩檢,港人懼而視之為設置現代中租界而大加撻伐,怕的是逐步失去自主自由。其實,如果大陸要設置的是近代史上那種「萬惡的」列強租界,則港人有的是生活在那種租界裏百多年的經驗,不高興也絕對不會如現在那麼害怕那麼反感。那倒要問問《環球時報》一類的理論家們,這到底是香港人的奴性,還是中共的獸性使然? 
 
(註一)見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 日朝修好條規
(註二)見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uselang=ja
(註三)大陸學者賀江楓的《朝鲜半島的中國租界——以18841894年仁川華商租界為個案研究》資料相當豐富。不過,賀認為「仁川華商租界具備租界所必備的特質,與近代中國所言之租界有共同性」,卻因朝鮮是中國藩屬而認為未可等同西方列強在華設立的租界,顯然是為了加一層「政治正確」保護色。詳見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7355
(註四)參考大陸二閑堂文庫口述歷史《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與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xunpufang.htm
(註五)見 http://ic-up.com/24/28.html

李怡 - 軍隊職能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82
昨天拙文後有網友留言問:「到底黨的軍隊是否國家的軍隊?這支軍隊的職能是甚麼?是對外的還是對國民的?」
大陸一位曾在1998年罹獄9年的異議人士查建國,出獄後持續在網上發表時政散論,語調頗委婉。日前他就中共建軍節發表「點評之519」,開頭說:「這些天大陸黨媒掀起了建軍紀念大潮,其主旋律、最強音即『聽黨話,跟黨走』。出現頻率極高的話是:『黨的絕對領導是永不變的軍魂』,這是公然違憲。」文章摘抄6段憲法條文,包括第57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62條全國人大有選舉中央軍委主席和決定戰爭和和平的職能;……第93條國家軍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第94條中央軍委對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負責。
這些條文都規定軍隊是國家軍隊,不是黨的軍隊。因此,回答前述網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按中國憲法,軍隊是國家的;按習近平的宣示及中共國的主旋律宣傳,軍隊就是黨的。兩者矛盾的結論就無可爭議地說明中共政權是慣性違憲的。憲法就連裝飾的功能都缺乏。對香港《基本法》亦如此,袁某等隨極權意向作的關於一地兩檢的法律解釋也如此。
查建國的點評最後說:「我以一公民身份向中國軍隊送上10個字:『永不向和平示威者開槍』,不管何時、何地、何種理由、何黨何人命令。做到這10個字就是『人民的軍隊』,就是人權捍衞者、憲法執行者,就是對歷史的懺悔,對民主轉型的貢獻,對後人的交代。這10字就是軍人的良知,『永不變的軍魂』!」
10個字的意思就是:軍隊的職能是對外而不是對國民的。
啟蒙時代英國思想家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說:「集權和獨裁統治,政權的主要精力是對付內部人民的,他們害怕內部勢力遠甚於外部勢力。自由社會也一樣,只不過民主政府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
集權和獨裁統治害怕內部勢力,花費龐大軍費和比國防開支更大的維穩費,都為了對付內部人民。掌權者視一般人民為奴隸,更害怕反對勢力形成組織。民主政權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來對付內部人民,但因為政權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所以必須不斷對應人民的要求,必須應付國會、媒體和各社會組織。美國總統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似乎不可一世,但在美國國內,就低聲下氣求國會、見媒體,不似在國際上那樣叱咤風雲。
所有政權都將主要精力用於對內,不同的是專制政權用壓制手段對付人民;民主政權則要討好人民來求取人民的支持。
200561日,中共與俄國簽訂了在大陸媒體不見蹤影的中俄邊界密約,放棄了被沙俄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相當1,360個香港,「海參崴」、「伯力」等稱謂永遠消失;2009年以來,中共動員龐大的武力折磨一個要求實現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的書生和他的無辜妻子。武力用於對外還是對內,很清楚吧。查建國講甚麼10個字,甚麼「不變的軍魂」,對專政者來說,陳義過高了。

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一地兩檢」你信政府?

2017731

【明報文章】民間組織、專業人士連同在任及前任議員建立「一地兩檢關注組」,令我感到很安慰,畢竟香港人還不至於放棄為自己的權利和為社會公義奮鬥。

連日來的政府宣傳攻勢集中渲染高鐵如何舒適、方便、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但要享受這些利益,就必須接受在西九站做「一地兩檢」;反對者不應以法律上的技術問題阻三阻四,「一地兩檢」根本冇問題,反對者不過是別有用心,為反對而反對。這些所謂違反《基本法》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基本法》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只要將西九部分劃為「內地口岸」範圍,視為內地而不是香港的一部分,《基本法》就在這個範圍完全不適用。你信政府的講法嗎?

無獨有偶,上星期五的《明報》大篇幅報道層出不窮的電話騙案,提醒市民防範。其實電話騙案已非新鮮事,但仍不斷有市民上當,原因就是以利誘之,就可取得受引誘的人一廂情願的信任,就算有人苦苦相勸不要隨便信騙徒,也會被當作耳邊風、阻人發達、別有用心。騙徒利誘之餘還加上恐嚇:如不快快答應就會走雞或有無可挽回的嚴重後果。市民半信半疑之下交出所有銀行戶口號碼密碼個人資料,事後才恍然大悟,往往已太遲。情景真是與這個政府手法有幾分相似。

其實在建高鐵上政府欺騙市民已非一日。二○○七年要撥款幾百億要收地要拆人家園,但「一地兩檢」無法解決,就說有沒有一地兩檢高鐵也會帶來龐大好處值得建,到了建得七七八八,就改口說沒有了一地兩檢就所有投資都白費了,高鐵變成廢鐵。官方發言都記錄在案,前言不對後語,奇怪的是居然有人叫香港人信這個政府!政府煞有介事估算將來的高鐵效益,先不說官方數字也顯示收益預告需下調,但看說話的方法,不也是似曾相識?當年批撥款批地建迪士尼樂園,不是算出非常誘人的收益估計,教人心動麼?後來不又是要throw good money after bad?當年有人擔心內地會建更方便的迪士尼樂園搶生意,記不記得政府如何保證不會?後來不是反口麼?還怪香港人太保守一早不投資更多批地更大呢!

便宜莫貪,還是守緊自己的權利好。法律真的只是「技術」麼?政府視保障你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法為隨時可以戾橫折曲的「技術」問題,還稱得上是守法麼?你能不心寒麼?猶幸香港今天仍有資訊自由言論自由,關注組提供資訊理據讓市民自己看清楚利弊!

馮睎乾 - 做人咪咁湯家驊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30

當年的湯家驊大狀,在立法會對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說,香港市中心進行一地兩檢,憲法上根本「完全沒可能」,何其理直氣壯,然而投奔建制後,從前「完全沒可能」的事,如今不但可能,更變得合情合理合法。不厚道的人或許說,湯大狀隨風擺柳,吃相難看啊,對此我有點保留。個個都賣港,唔通個個都想賣港咩?一定別有內情。按常識,發生不可能的事,叫「神蹟」,所以那個「內情」,該是神蹟。

不要笑,香港今天是最唯物的時代,也是最多神蹟的時代──天主教徒林鄭月娥選特首前,曾聽到上主鼓勵,結果她以神聖的「777」票當選;今年一月,基督徒田北辰也對時任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表示,要趕及在高鐵通車前的一年半內實行一地兩檢,「我諗要神蹟先得」,結果不出半年,上帝便把神蹟落實了。感謝主。香港回歸廿年,神蹟之多,恐怕已超越花地瑪,所以現在一聽人說「沒可能」,我立馬知道他不是教徒,最新例子是律政司長袁國強。日前李柱銘憂慮一地兩檢開先例後,港府將再度租地予中央執法,袁國強昨天回應說,一地兩檢只為高鐵而設,李柱銘的假設「絕對無可能發生」云云。在袁國強和上帝之間,我當然信主。

近年來,上帝在香港多行神蹟,最神的一個,肯定是令建制派官員、親中媒體,以及無數「愛國愛港」人士失憶。最現成的例子,來自我在樓下管理處免費取閱,娛樂性比《蘋果日報》更豐富的《大公報》,看726日社評〈歡迎「一地兩檢」發揮高鐵最佳效益〉,我簡直以為是暗渡陳倉式惡搞高鐵:「回歸以來,特區『全新』的事物不多,不少人都說『好悶呀』、『冇新意』,如今終於有『新嘢』了;香港特區之內、西九車站之中,會有一個內地司法管轄區,實施內地出入境、安檢、衛生檢疫等法規條例,並由內地公安、邊防人員執法,港人從港方口岸踏過『一步』,就到了內地口岸和司法管轄區,真係夠晒新鮮和刺激,非試不可。」哇塞,內地執法這麼好玩,袁國強何不告訴香港人?

但以上的主題公園廣告不是重點,重點是社評說:「一些反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蘋果日報》,『如喪考妣』,大呼香港『割地』、『租界』,還恫嚇說未來內地司法管轄區將會『越設越多』,伸展到市區和全港,到時,全香港都會變成內地司法管轄區,『一國兩制』也就『完蛋』了。」藍絲KOL屈穎妍女士,日前也在〈身有屎者〉說:「當我看到香港反對派不斷發酵一地兩檢,真的覺得很無聊……反對派列舉了很多他們的憂慮,老實說,都是他們自己的憂慮。」我不厭其煩引述他們的話,只為證明一點:這群不知是裝失憶還是真弱智的人,根本在扭曲事實——質疑一地兩檢,從來不只反對派。

20151215日,「愛國愛港」媒體《星島日報》報導某資深大狀對一地兩檢的看法:「若在高鐵的西九總站,有地方是執行內地法律,不再屬香港自治範圍的話,『哪管只是香港面積的零點○○○五百分比的地方,失去了自治範圍,把司法管轄權交了出去,香港人都要慎重考慮』,他強調畫出去的地方雖小,但象徵意義很大,會是非常危險的先例。他強調,因為方便的理由,就放棄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對《基本法》十八條有衝擊,『香港市民要知道,代價有幾大。』」屈穎妍女士一聽這說法,很可能立即連珠炮發:「真低智啊,難道他們不知道解放軍已經駐港二十年?」很可惜,發表以上觀點的資深大狀不是李柱銘,而是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

歲月是把殺豬刀,更是面照妖鏡。湯家驊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或者說,因為奇蹟,香港出現了千千萬萬對「湯家驊」,他們最可怕的地方,是只勸你搭高鐵勿喊「平反六四」,卻沒有告訴你:山東有個網民王江峰,因為在微信聊天群用過「習包子」這詞,被控「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這就是內地司法,新鮮,刺激,非試不可。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李怡 - 目的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28
袁國強就西九站劃出10萬平方米給大陸管轄,宣稱「基本法無define(定義)香港範圍」,至於香港本地法律同樣「無define香港territory(領土)」。
《基本法》是不是沒有定義香港範圍呢?讓我們看《基本法》「序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因此,《基本法》明言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法源是《中英聯合聲明》。而聯合聲明的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7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已經清楚界定香港地區的範圍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了。袁國強怎麼可以睜眼說瞎話指「基本法無定義香港範圍」呢?
至於《基本法》第七條說香港土地是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區管理並可出租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袁國強據此稱可以出租給國家。但這一條絕非意味出租後可以實行租賃者自己的法律而《基本法》及香港法律可不在那兒實施,根據第八條、第十八條,所有香港地區都無例外地實施《基本法》,並言明「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地區實施。因此,在《基本法》訂明的香港地區內實行大陸法律,並沒有法律根據。
袁國強又稱,「實行高鐵一地兩檢的要求,是由香港提出,內地亦是本着幫助香港的心協助」。
這個「此地無銀」的聲言,使人更懷疑「一地兩檢」不僅是因應中共的需要而提出,而且這根本就是香港要建高鐵的目的。甚麼意思?意思就是從香港前往大陸的便利來說,根本是不需要高鐵的,更不需要把高鐵站建在市中心。香港建高鐵的目的,就是以「一地兩檢」為藉口,把大陸專權政治的執法利劍,插進香港的心臟。因此,建高鐵是手段,藉高鐵搞「一地兩檢」才是目的。
法律界人士David Tang昨天在facebook上說,「高鐵最令我反感的,是特府打從Day One就存心欺瞞」,「甚麼48分鐘直達廣州,根本是惡意做假。火車到的,不是廣州市中心,而是番禺,不過站名叫『廣州南』而已,要再坐十幾個站地鐵才到市中心,最少半個鐘。更糟的是,48分鐘是指中間不停站的直通車,而直通車,一天卻沒有幾班,其他的,要60分鐘以上,再轉地鐵,就是一個半鐘以上了。現在的九廣直通車,也是一個半鐘多一點而已」。
還有,大陸大部份城市的高鐵站,都遠離市中心,為甚麼香港非設在西九不可?香港有52%300400萬人居住在新界,他們去大陸會直接從北區過境,要坐高鐵也去深圳坐,不會繞來西九的。
因此,高鐵不論從成本還是需求來說,根本不值得建。建高鐵的目的現在終於清楚了,原來就為了要弄個「一地兩檢」。
香港失去的,不是「割地」,而是由此開始並將逐漸擴大的中共在香港的執法權。
香港人還以為無所謂,以為沒事發生嗎?

岑逸飛 - 國父與國賊

生命通識   2017727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雖已逝世,但他在生時對孫中山有劣評,引人深思。他指孫中山的真正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並且有大量史料證明,孫不管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在中國政黨史上,孫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的傳統,應是無可爭議的。

有此看法的,其實不僅是劉曉波。8年前離世的歷史學家唐德剛便曾表示,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四人之中,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

反觀中共,一向對孫中山極為推崇。毛澤東稱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鄧小平概括孫中山有兩項歷史功績,一是領導辛亥革命;二是開創國共合作。到了今日的習近平,也同樣肯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但辛亥革命是否由孫中山所領導,歷史學者對此也有爭議。辛亥革命前孫發動多次起義,影響力有限,皆以失敗告終,清廷認為是一群亡命之徒的政治鬧劇。其後的武昌起義,孫事前一無所知,他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是立憲派和革命黨妥協的結果;至於清室遜位,是袁世凱所為,更與孫無關。

不過歷史總是成王敗寇,孫中山作為國民黨領袖,國民黨把中華民國「國父」的光環戴在他的頭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指孫為「國賊」的大有人在。說孫是國賊,主要因為他從二次革命起,先後聯合日本,並引入蘇聯,干涉中國內政,且與蘇聯一道培植中國共產黨。

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如果沒有走上孫中山「以黨治國」的威權政治之路,今日中國也許是另一番面貌。當年的選擇其實不少,例如章太炎崇尚自由主義,反對專制獨裁,可惜他被孫公開指摘為滿清暗探;又如熱中議會政治的宋教仁,被孫排斥,其後宋教仁被暗殺,主謀會否是孫中山,也是疑點;再如本是孫中山的戰友黃興,也因堅持走法制之路而與孫中山不和;最後與孫中山兵戎相見的陳炯明,他的聯省自治主張,到今日仍具參考價值。

歷史當然沒有如果,回望歷史,對當事人而言,「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而對後人也許會帶來一點反省。蓋棺定論,孫中山畢竟是個人物。說他是「國父」,也許是過譽;說他是「國賊」,他也不應如此不堪。黑白二分法的思維模式是危險的,他多半是介乎「國父」與「國賊」之間的灰色地帶。

已故歷史學家錢穆對孫中山的評價是從大處着墨,確有大師風範。他將孫中山與章太炎比較,認為康有為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沒有看主權;章太炎主張要革命,不要變法,是看主權沒有看制度。孫則認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變法最重要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根本不要皇帝。所以康、章是書生之見,孫才是大政治家。

2017年7月26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軸心突破」──論聯合聲明失效與社運去向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26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同學希望筆者寫一篇文章探討社運的發展和整合,那正是筆者近日關注的問題,遂有此文。同一文章略作增刪之後,會在八月號的《學苑》出版。
香港是國際城市,牽涉兩個主權國家,人口和資產高度跨國。九七後,北京為要把香港「去國際化」,逐步實行三種對策:開放北人南來,推動紅資湧港,廢止《中英聯合聲明》。後者三年前起分階段發生,低調卻明顯,顯示高層作了清晰決定。
20146月李克強訪英,以巨額商機為餌,要求英國簽署一份肯定《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成果的文件。當時香港因政改醞釀佔中,英方不願談甚麼成果,中方不得要領。7月,英國派員訪港監察一國兩制落實,中方拒簽護照,並透過外交渠道暗示聯合聲明作廢。今年6月,中國外交部公開說:「《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約束力」是聯合聲明核心,中共當年接受,是一種權宜,早晚要擺脫。一擺脫,一國兩制就失去原有基礎,香港社會基本性質因而改變,傳統社運模式也隨着失效,原因是結構性的。
聯合聲明與香港獨特社運模式
聯合聲明對中國有約束力,所衍生出的政治效果非常獨特吊詭:在全世界最大最嚴酷專制政權的鼻子底下,竟然存在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反抗運動。它由一兩個傾向民主的大黨派主導,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支持一國兩制;在持續擁有立法會關鍵少數議席的條件之下,以溫和手段調動群眾爭取民主改革、推進雙普選議程;一旦成功,再倚靠民眾中長期存在的反共大多數,選出民主派支持的人上台執政,長期守護香港。
這無疑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民主運動,在前階段的十多年裏,其四方面的運作條件都良好:法治穩固,公務員和警隊高度專業中立,中方大致遵守不出面干預港事的承諾,第四權發達、言論自由的尺度比港英時代更寬鬆。微風細浪到民主,是聯合聲明的設計威力;如果真可以,那會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環顧世界上所有國家,民眾完全和平、政權完全非暴力地達至民主的,一個也沒有。
奠基英國民主議會制的「光榮革命」(1688),別稱「不流血革命」,其實也是多次戰爭的成果。如果把之前初步取消英國君主專制的英國內戰(1639-1651)也歸入議會民主的過程,那麼英國經驗就和其他國家無大分別,都相當慘烈。台灣民主化後段完全平和,但解嚴之前卻不是,這個大家清楚。
但是,這個神話般美好的香港社運模式,在強國勃起、視《中英聯合聲明》作失效而英方無力亦無意挽回的情況之下,已無法完成任務,因為支撐這個模式的四個主要條件正逐一剝落:法治日漸鬆動穩固,甚至已被用作對付社運的工具;公務員高層和警隊嚴重政治化;自2010年「第二支管治隊伍」出台之後,北京干預港事愈發明目張膽;言論自由也因主流媒體被收編而日益收縮。這些都是結構性轉變。
真正被DQ的是甚麼?
再無國際條約約束力,一國肆意衝擊兩制,民主派勢將逐步失去立會關鍵少數議席,議會因而不再是守護香港的屏障,「六四黃金率」存在也毫不管用。可以說,宏觀層面上,被DQ的非僅僅是十個八個議員,而是整個自港英管治晚期形成的非常特殊的香港社運形態。
與原有社運形態同時被DQ的,是運動的主要目的:政制民主。這個其實在聯合聲明作廢之前已無着落。你和理非非,中共就帶你遊花園;你搞佔領,它就施放催淚彈開槍。如今沒了國際約束,一國更可隨便欺凌兩制。選民把你送進立會嗎?它乾脆找人大釋法打掉你的議席。
周前一篇本欄文章比較了獨立與民主孰難,徵引世界各地百多個事例,得出的結論是兩者不相伯仲;目的不是辯證獨立如何容易(儍子才會那樣想),而是指出民主有多困難。如果還需要一個實例說明中共不會恩賜民主,那就是劉曉波的死。(此說明社運派別以達到各自倡議的政治目的之難易相攻訐,是何等虛妄!)
佔運之後,民眾呈現政治虛脫,動員困難,無論怎樣號召,群眾參與率都非常低。筆者推斷,這並非多次大規模動員之後的簡單政治疲勞,休息一下就復元那種;更不是港人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夠堅貞,想放棄;而是民眾已直覺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作廢,兩制遭結構性毀壞,傳統社運回天乏力,民主遙不可及,參與是虛耗。
聯合聲明作廢港向專制過渡
的確,民眾回顧多年經驗,當會如是想:兩制尚稱完好、傳統社運發展蓬勃之際,政改也無寸進,如今一國當道,安問民主?未見社運有可信新目標、行動綱領、組織架構和領導班子之前,與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不如先做好私事。
民眾如此「無反應」,其實是很好的反應,是對社運作出嚴苛提問,逼迫社運自省。社運因此不可能再一貫作業,business as usual
《基本法》是國內法,本身對一國無約束力,兩制的實質存在,端賴聯合聲明的約束力。後者如今作廢,兩制顛覆,香港社會朝專制過渡無可避免,聯合聲明衍生的那種美好獨特社運模式不能繼續有意義地存在,「文明社運」即將告終。抗爭將無可避免回歸專制社會之下的一般形態:挨打、頑抗。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皆如是,香港怎會是例外?
領導和參與這種「一般抗爭形態」的代價遠比過去的「文明社運」高,香港人已經看到了一些,躊躇一會很正常。且不說如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大屠殺──如果知道出動坦克衝鋒槍是政權行事話本裏的選項,則社運領導絕對不應朝那個方向走;但大家如果要清楚認識一個專制社會之下有意義抗爭的極限典型,1979年發生在台灣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是最佳樣板。
問題是,在「文明社運」與「一般抗爭形態」之間,香港的抗爭將會升級到甚麼程度。回答這個,要看客觀需要,更要看運動的領導與民眾的意願。為此,社運界首先需要探討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剛巧已由一位溫和得不能再溫和的泛民人一句話牽引出了。
叛逆:到甚麼程度?
《立場新聞》月初訪問了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這位二十年來孜孜不倦在中國各地培訓公民社會人才的義工、視長毛在立會掟蕉是暴力的溫和派、被指為無可救藥的「大中華膠」,最後被問到如何面對愛國與民主時,平淡地說:「如果民族立場要我壓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國者,毫無懸念地叛國。」
讀了這段驚心動魄的自白之後,筆者再在傳媒朋友之間印證,得出的印象是,當權派殘忍打壓中國內部異見人士、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在香港像陳健民那樣的五十後溫和派被逼到叛逆邊緣上的還真不少,其他比較年少激進的就更不用說。(聽說還有一位以往猛烈抨擊港獨的八十後,現在轉而主張香港立國;那更是完全合乎事態發展常理的。)
「絕地天通」神話與「軸心突破」
這就預示,香港原本分裂了的民主抗爭運動將會出現一條行動依然溫和但觀念比以往激進的聯合陣線,裏面包含背叛國家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在不少年輕人當中也有了相當的比重。這樣的一條聯合陣線的出現,將突破籠罩香港社運的持續低氣壓。
史學大師余英時2014年初出版了據說是他畢生功力之所在的專著《論天人之際》,探討的是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書中刻畫出春秋時代哲學思想的一次「軸心突破」,非常有意義。
中國遠古曾經出現過一次思想獨裁化。本是「天人合一」、「道不遠人」的一個良性秩序,最遲到了商代甲骨文所包含的五個時期中的最後一個,出現惡變異。此後的主流論述裏,一般人不可以憑一己心性接收和理解天道;那個能力改由一位「普世人王」、「余一人」、即所謂的天子所壟斷。這個突變,是以一個「絕地天通」的神話表現出來的;《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從此,天和地上的凡人隔絕了,只有「余一人」可接收天命、掌握真理。
但是,到了春秋時代,「余一人」的權力崩壞,思想界出現「軸心突破」(莊子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軸心突破後的思想家如孔、孟、莊子等,都強調依自不依他,即通過高度的精神修養,把自己的心淨化至一塵不染,然後便能與天相通。」(見余書75-84頁)
當然,後來中國再出現大大小小的「余一人」。到了二十、廿一世紀,共產黨系列的「余一人」就更徹底,從北京到一國,從一國到香港,都實行「絕地天通」:天道是甚麼,國家怎樣發展,人民如何生活,都由偉光正的「余一人」說了算。不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搞這個還可以,二十一世紀在香港卻不行。
石破天驚
道術將為天下裂,這個裂,不僅是思想上的裂,也隱含王權與土地的裂,兩千多年前便如此。孔子的文化淵源在周,但他和他的弟子說的和效力的「父母之邦」卻是魯、衞等國,成周在儒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已無舉足之重,軸心突破既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毫無懸念地叛國」,就是今天香港民間思想界正在萌生的軸心突破;它出現的方式和兩千多年前出現的那一次同樣地溫和,也同樣石破天驚。

聲明
自傳出《壹週刊》正在賣盤之後,不少讀者、朋友甚至記者都在不同場合問及我的去向,這裏一併答覆。我對周刊的供稿,會在賣盤交易完成、公佈發出之日停止。感謝黎智英先生這一年來給我發表文章的機會,感謝編輯部、美術部和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不厭其煩地給我幫助。我自己生計大致無礙,發表文章亦尚有渠道,卻希望其他同事都能夠在新的或現在的位置上樂業安家。在難以繼續營運的情況底下,周刊結業不一定是最好安排;雖不情願看到,集團賣盤的決定卻是可以理解的。

陳文敏 - 一封電郵

2017726
【明報文章】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當天我由中午開始上課,一直到晚上近十時才下課。下課後有學生告訴我同學包圍校委會,一些校委會成員未能離去,李國章及校長退回會議室內靜坐了好一會。已離去的校委會委員張達明因擔心校方不肯與學生對話會令同學情緒激動,故特地折返會場安撫同學。在我下課時,示威者已經散去,亦沒有任何人受傷。
事後李國章在校長陪同下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對學生作出了措詞強硬的譴責,並稱會報警跟進。我在一月二十九日向校長發了一封電郵,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我認為新聞發布會是一場災難。除了為爭端火上加油外,它沒有達到任何有建設性的目的,亦不利於建立信任或對話……
就當晚的事件而言,我直到晚上9:30才下課,只能從媒體的報道中了解事件。我相信你會有比我更好的評估。不過,在評估時,希望您亦會考慮張達明和同學們對事件的論說。從我所見,學生們當天等候了六至七個小時,他們希望在會議後與李國章對話。他們以為大學正在安排這樣的對話,卻發現警察已被召喚到場,並以胡椒噴霧指向學生,示威群眾中亦有人不斷辱罵學生。張達明基本上確認了學生這方面的說法。學生以為校方會和他們開會,但當校方根本無意安排會面及李國章企圖溜走時,他們感到受騙。這可能刺激了一些學生/示威者作出更激烈的行為。我的印象是,如果校方當時安排和學生直接對話,解釋校委會的決定,情况可能會完全不同……
雖然我們不應該縱容暴力行為,但這種措詞強硬的新聞聲明亦毫無必要。聲明可以是採取堅定但亦理解學生情緒的態度出發,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對採取行動刑事起訴我們自己的學生,我會萬分猶豫和困惑。可能有人認為這種強烈的態度會阻嚇學生,我恐怕這只會適得其反,使對話變得更加困難……
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但我認為應該讓你知道事情的另一面,這或許會幫助建立溝通。我們需要對話而非對抗。我們需要建立信任和溝通,而指摘遠遠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手段。」

呂秉權 - 自己破壞法治 如何信你一地兩檢?

2017726
【明報文章】「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習近平,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全面依法治國研討班講話,201522日。
「中國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習近平,於巴基斯坦議會引述《論語》,2015421日。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昨天,特區政府公布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一地兩檢」方案,在香港境內設內地口岸區,由內地執法人員在內行使內地法律,希望香港市民相信內地講法治。
港人對內地法治信心已被破壞
可惜,「回帶」一看,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信心已被嚴重破壞,正如習主席所講有些領導幹部有法不依、徇私枉法,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舊事包括:銅鑼灣書店案的越境執法疑雲,無回鄉證者被「擄走」,「強力部門」對目標對象可行使「專政」,超越法律行事;2013年,禁書商姚文田被誘騙到深圳拘捕,判刑10年;2013年,港商潘維曦被人在香港綁架回內地,判囚16年半;1995年,港商蘇志一被內地拘捕,肇慶公安多次「押人」回港取證,蘇被囚終身;2004年,內地公安懷疑到摩星嶺跨境執法被警方拘捕,最後不了了之釋放。
在推銷「一地兩檢」時,官員多次以英法和美加情况對比。但筆者認為中國的情况難以與歐美國家比較。
第一,法治排名。根據統計世界法治排名的「世界法治項目」(World Justice Project),在全球113個國家和地區之中,英國法治排名第10、法國第21、美國第18、加拿大第12、中國內地第80、香港第16。「一地兩檢」的必要條件,是司法地區的文明程度相若,像英法相差11位,美加相差6位。但內地跟香港則相差64位,難以與美加等國的例子相比。因此,美國如何擴大與外國的「一地兩檢」,也不會與古巴「一地兩檢」,英國不會與俄羅斯「一地兩檢」,南韓不會與北韓「一地兩檢」。
第二,遵守國際難民公約。美國目前已與加拿大等6個國家15個機場實行「一地兩檢」安排,正考慮增加日本、冰島、巴西等11個機場入列,但客流龐大的中國機場不在其中。美國對「一地兩檢」國的其中一個要求,是要她遵守聯合國兩條有關難民的公約和議定書(1951年和1967年),尊重尋求庇護者,保護他/她免受迫害。2015年,有取得難民資格的中國異見人士滯留泰國,被強行遣返中國,聯合國難民署對此「深切擔憂」。
第三,美加的「一地兩檢」,美國在外只有拒絕入境權,沒有拘捕權。駐外的美國執法人員如想拘捕疑犯,只會暗中通報美國機場的執法人員在飛機抵埗時行動,不會跨境執法。
201410月,一名從溫哥華前往美國西雅圖的美國女公民,被美國駐溫哥華的邊檢人員發現其為本國盜竊和搶劫的通緝疑犯,美方邊檢人員沒有當場阻截反而讓她登機並暗中通知西雅圖警方,在該名疑犯落機之時,迅速將其逮捕。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的數字顯示,美國用同類方法與駐外邊檢人員裏應外合,每天大約在美國的機場等候拘捕22人。可是,在西九的「一地兩檢」,內地執法人員有拘捕權,分分鐘可押送港人回內地處理。
第四,突發情况。內地的司法管轄權不包括路軌和隧道,那麼如果有人犯了事跳軌是否香港執法人員接管?有人掉了財物進路軌,但遭人冒認起爭拗,這又歸誰管轄?列車在香港境內行駛中,如果有港人因政治問題被公安找麻煩,這時他拉動煞車手掣,甚至打破玻璃跳車,香港警察會否將其交回內地?在月台違法上網轉載法輪功等信息會否被內地拘捕?
「誠信」到用時方恨少。將人治包裝成法治,特區官員真的不易為。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黎廣德 - 一地兩檢變質 高鐵錯上加錯

2017726
【明報文章】要來的終於來了:政府拖延了8年的高鐵邊檢安排,昨天終於揭開鍋蓋。這種戲碼一點也不新鮮,特區官員的如意算盤是把生米煮成熟飯,無論鍋裏添加了多少死魚腐肉,市民揭鍋後只能捂住鼻子嚥下去,一地兩檢就是如此這般的把戲。究竟這次香港人會否見怪不怪、乖乖就範?
其實市民判斷政府方案的對錯,毋須被官員故意扮高深的法律術語嚇怕。如果真有合法合情合理的一地兩檢方案,為何2009年時任運房局長鄭汝樺被議員質詢時不敢堂堂正正拿出來,反而一拖8年,還要動用市民稅款發動鋪天蓋地的宣傳?特首林鄭月娥聲稱不希望公眾討論「政治化」,這套籌備了8年的「攻心計」難道不是「政治化」的最佳佐證嗎?
假若在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接受大陸公安享有不受香港法律限制的執法權,勢必衝擊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關鍵在於香港是否值得為此付出代價?因此任何「非政治化」的討論必須回歸到兩個核心問題:一、沒有了西九總站一地兩檢,高鐵是否無法有效營運?二、放棄高鐵是否等同前功盡廢?
盜版深圳灣模式
首先大家要明白行政會議昨天通過的方案是「盜版深圳灣模式」,因為深圳灣一地兩檢的地段位處深圳,毋須從香港境內劃出土地,不會有大陸公安在香港特定範圍內持械執法,更不會把內地司法管轄權延伸到香港市區。所以一眾司局長多番把西九一地兩檢類比深圳灣口岸,意圖淡化香港人的戒心,是徹頭徹尾誤導市民。
如果西九總站不設一地兩檢,是否必定效率大降?大家須看清事實,讓數字說明真相。
按照政府於20151223日向立法會提交的修正推算,在2018年通車時,預計每天有109,200人次乘搭高鐵,當中67,500人次來往深圳、4800人次來往東莞虎門、18,300人次來往廣州南,最後才有18,600人次使用長途服務。按比例算,短途和長途的比例是83%17%。由於短途車乘客不管在哪裏過關檢查也不影響總旅程時間,所以他們不會受惠於政府方案;至於長途車乘客,沒有西九站一地兩檢可能有利有弊,視乎他們本身的居住地點和替代方案而定。
正版深圳灣模式
事實上,根據客觀分析,如果廣深港高鐵實行「正版深圳灣模式」,營運效率足可媲美「盜版深圳灣模式」,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版深圳灣模式」是把一地兩檢設於深圳福田站及龍華站,市民從西九總站上車時完全毋須過關,與現時在紅磡上車到羅湖或落馬洲一模一樣。高鐵列車往返西九與深圳之間需時14分鐘,到深圳的乘客(佔總客量六成)下車後過關便直入深圳市區,便捷程度等同西九方案。其他乘客經一地兩檢後可轉乘另一班高鐵列車到廣州或以外城市,由於深圳客流量大,鐵路局可以從深圳提供更多列車直達內地更多城市,所以旅客可以有更多城市選擇和享受更頻密的班次。
換言之,一地兩檢設於深圳,長途旅客可享有更多列車選擇的便捷,足以抵消在深圳轉車的不便。其實同類安排早已在航空界行之有效,這就是航空樞紐的概念:香港人飛到杜拜或倫敦等樞紐機場轉機到其他城市,早已甘之如飴。如今把同樣安排應用於高鐵營運,實有一舉兩得之妙:提升高鐵營運效率,避免對一國兩制的衝擊。由此可見,政府聲稱「沒有西九一地兩檢,高鐵便無法發揮效益」的結論,完全站不住腳。
釜底抽薪模式
再進一步分析:如果此時此刻放棄高鐵,是否等同800多億元投資血本無歸?究竟有沒有「釜底抽薪模式」,令港人受騙了8年後全身而退?
經歷了多年工程,高鐵項目形成兩項主要資產,恰好是香港最貴重的土地資源:其一是西九市中心38萬平方米地下樓面面積,比國際金融中心二期18.5萬平方米大一倍有多;其二是石崗菜園村27公頃已平整土地。
西九總站連地面共有5層,總樓面面積共約400萬平方呎,地面層主要是商舖,第二層是商舖和售票大堂,第三、第四層分別是入境和離境大堂,最底是延伸至西九海濱的月台層。按照原設計最頂兩層已預留32萬平方呎作商業用途,因此只需把售票大堂和離境大堂改裝,便足以提供約200萬平方呎作商業用途。參照圓方商場每月呎租400元計算,假設七成面積可供出租,每年租金收入67億元。按照上市大地產商平均市盈率8倍推算,該200萬平方呎面積市值約540億元。
除此之外,另一半共200萬平方呎可作公共社區用途,例如第四層可變身為九龍中央圖書館、室內運動場、青年創業共享空間或民間團體活動室;第五層月台面積最大,由於地下空間與西九文化區相連,全層近100萬平方呎面積可用作文化區的延伸,無論用作藝術展覽、工作坊、黑盒劇場、香港文學館等等,足以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最大地下文化空間。
第二項資產是從石崗菜園村平整出來的27公頃平地。由於地權已在政府手中,可以馬上改劃成為石崗新城,配合錦上路一帶的房屋發展,參照錦田南規劃,27公頃中有六成可闢作房屋用地,按中密度3倍地積比率計算,建築樓面面積約523萬平方呎,可建單位1.1萬個,容納3萬人,地價總值逾300億元。
光算這兩項資產的市場價值已逾800億元,遠高於估算營運高鐵50年收益136億元(按今天價格計算)。
無法跨過市民這一關
如果林鄭月娥政府確有自信,應該開誠布公,任由市民考慮3個方案——「盜版深圳灣模式」、「正版深圳灣模式」或「釜底抽薪模式」——派出官員大辯論,再全民投票供香港人三揀一。究竟是官員面子重要?還是市民信心和經濟效益重要?高鐵揭鍋後是否臭不可聞?最終無法跨過市民這一關。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李怡 - 說到底是信任問題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26
高鐵一地兩檢安排,大致上是:特區將有關入境及離境的部份樓層及月台層租給大陸,在大陸租用的樓層及月台,以至車廂,中共人員有全面執法權,包括入境、清關、檢疫和刑事執法,在車廂的刑事案件由大陸處理。大陸執法人員200人。可配槍。在租用區執行大陸法律。車廂發生刑事案件,由大陸法院處理。沿途香港段的車軌則屬香港特區擁有。
不想窮究所以的市民,也許受轉軚大狀蠱惑,說向大陸設「新租界」合憲,說人大常委有權對香港的範圍作出調整,又說大陸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沒有問題,駐軍都可以何況執法?殊不知,香港與大陸的關鍵區別正是法律。講駐軍的《基本法》第14條規定:「駐軍人員除需遵守全國性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至於中共在香港設置機構,也有《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香港有沒有司法管轄權,是不是實行香港的原有法律,是香港維持一國兩制的基石。《基本法》特別在第8、第14、第22條作出規定,正是中共當時在憲法層面的承諾。為甚麼深圳灣口岸又可以由大陸租給香港以及可以實行香港的法律呢?因為一來中共憲法並沒有作出明白的限制,二來眾所周知,在一黨專政之下的憲法、法律都只是裝裝門面,跟香港傳統的「法的統治」不可同日而語。
香港目前跟大陸、台灣都沒有罪犯引渡條例,反而大陸跟台灣有,甚麼原因?據了解,香港與大陸就司法合作的商談一直未能達成協議,關鍵問題是因為香港沒有死刑,而大陸、台灣均有死刑。無死刑地區,原則上是不能同有死刑地區相互引渡罪犯的。僅此一條,就可見港中兩地的司法管轄基本不同甚而不能相通。一地兩檢容許大陸執法人員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不僅違反《基本法》規定,更是擺明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踐踏,衝擊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石。儘管有人說,李波事件已是大陸人員在香港執法啦。但由暗到明,畢竟有很大差別。
路軌屬香港業權,而車廂就實行大陸法律,那就更荒謬。輪船在公海上,可以視為輪船登記國的領土延伸,一旦進入別國的領海,就要受所在地的法律管轄。火車、飛機也一樣。若高鐵車廂屬大陸法律管轄範圍,倘若車廂出現刑事糾紛,甚至要煞停在香港擁有的路軌上,那麼該執行有死刑或沒有死刑的法律管轄呢?
張炳良前兩天說,一地兩檢是信任的問題。說到底,的確是信任問題。李波,桂民海,劉曉波,要香港人對中共在香港執法「信任」,除非瞎了眼睛。香港在深圳灣口岸通關、美國在加拿大境內通關,與中共在西九執法,根本是兩回事。可以信任,和絕難信任,豈可等量齊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