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9日 星期日

悼Zygmunt Bauman:渾世的燈塔

星期日生活   2017115
【明報專訊】「永生不單純是死亡的缺席,更是違抗和拒絕死亡。因為『意義』是源於死亡,而永生正正是蔑視這事實。沒有死亡,便沒有不朽。沒有死亡,便沒有歷史、文化,或者一切人的特質。人的有限性使這一切得以可能。」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生與死的雙重變奏曲》(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以此思考文化和生死的關係。如今,泰山其頹,哲人其萎,鮑曼享盡天年而逝,舉世哀慟。
鮑曼的一生十分傳奇。1925年,他在波蘭出生和長大。14歲時親歷納粹德國入侵,於是隨家人逃入蘇聯避難。後來從戎,在波蘭軍隊中作戰,並獲頒十字勳章以表揚其勇氣。二戰後,更成為波蘭軍史上最年輕的少校之一。但他棄軍從文,在華沙大學攻讀社會學和哲學。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成為當代社會學泰斗。鮑曼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撰寫過的書籍超過50本。即使退休後,他仍然筆耕不斷。例如去年,年屆90的鮑曼,依然在報章訪問中,暢談有關社交媒體的問題和西班牙佔領運動的缺點。他就是一個如此精力旺盛的學者,一生奔走,為人類文明的危機而疾呼。
二戰——親歷屠殺 破謬屠殺
20世紀的人類苦難中,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必然榜上有名。幾年間超過200萬猶太人死在集中營,舉世震驚。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言「希特勒為後世立了一條新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別再讓奧斯威辛重現人間。」戰後,很多學者反省為何在20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物質條件豐裕的時代,人民不但無法過幸福生活,且孕育出如此泯滅人性的暴政暴行呢?是不是單純因為一小撮邪惡的人胡作非為,破壞整個社會和政治秩序呢?
鮑曼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自然不認同大屠殺問題只歸咎於偶然的個人因素。他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指出,我們目前生活的社會,不單令大屠殺得以可能,而且發生時亦很難被制止。也就是說,納粹屠殺不是個別的歷史事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這涉及到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上。鮑曼認為西方文明,是透過理性戰勝無知、人性戰勝野蠻、科學戰勝迷信來建立現代的世界。而高舉理性的現代文化,便是「園藝文化」(Garden Culture),意謂打理整個花園先有一個理想計劃,然後以此衡量所有工具和原材料的價值。所有能有助打理花園成為某一模樣的事物便是有用,反之便是垃圾廢物,需要園丁修剪去除。現代的大屠殺,正是為了某一個社會藍圖而做,為的是令社會徹底地變得更理想。科技的工具實用性和效率,並不內含道德價值的判斷,而現代性只追求前者。因此,本質上大屠殺跟現代文化所標榜的價值並不相違。
戰後——消費者勞智者憂
戰後,歐美各國埋首發展經濟。世界銀行、歐洲煤鋼共同體(歐盟前身)等跨國經濟組織相繼成立。其中,鮑曼認為最劇烈的轉變,便是從「生產者社會」轉向「消費者社會」。這意味着,社會較需要成員擔任消費者的角色,消費者的能力和意願,變成社會的規範。
作為消費者,人生大部分時間都需要佔用付費的服務商品。在佔用的過程,藉着破壞消費品來滿足各種欲望。例如光顧餐廳,吃下食物便消費了,滿足了食慾。但是,要增加利潤,必須令消費者的欲求不用等待,即時滿足,且不斷刺激更多的消費欲望,絕不能休息。「必須讓他們不斷暴露在新的誘惑下,以便一直保持激動狀態,永遠不讓興奮萎縮,並且要保持懷疑和不滿足的狀態。」顧客在市場上,以為有自由選擇各樣商品,其實不過是服從於內化的、強制的、不得不然的行動方式。在《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鮑曼憂心地說,消費者無法以其他方式過活,甚至被剝奪了自由意志也不自知。
在消費者社會中,一個人倘若沒有能力在萬紫千紅的商品世界消費,無法盡消費者責任,他們便會被社會拋棄,遭受貶抑。這種新的貧窮,是以生活標準來釐定「正常生活」,不達到標準便會自覺羞恥。想想消費世界帶來的資訊和交通便利,只要有錢,便可以乘飛機四處遊玩,在網絡即時接收各地資訊,跟世界各地的人保持通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國流動性變成精英的象徵(elite of mobility),窮人則被迫留下,被迫困在當地。除此之外,城市亦出現更多禁入空間,如私人屋苑會所,確保精英能遠離在地性(locality),保持階層間的權力分野。結果,城市空間日漸斷裂,公共空間亦慢慢萎縮。每個城市公民,只能當一個孤立的消費者,淹沒在消費狂歡中。
今日—— 存在即死 液態關係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激昂名句,在現代消費社會有了新的詮釋。在現代化的進程上,舊有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被打破,但牢固的新關係沒有誕生。著名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曾言,過去作為人類生活坐標的社會關係,例如家庭,今天都成了「喪屍範疇」(zombie categories),因為它們既存在又死了。試想想,怎樣才算是家庭呢?結了婚可離婚,離了婚亦可因了解而再結合,只在乎個人的一個決定。人的關係,彷彿是網絡世界中的選項般流動和脆弱,連線斷線,加入或刪除好友,只是彈指之間的事。
於是浮動慢慢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環節,甚至包括最親密的愛情和性關係。對鮑曼來說,愛情跟欲望是截然不同的。若然欲望講求消耗和破壞吞噬,愛情則是令自我擴大,跟對象融合,為世界添上更多愛的生命痕迹。若援引弗洛姆(Erich Fromm)的概念區分,愛情講求的是生命的轉化(to be)而不是單純擁有對象(to have)。但是在消費世界的主旋律下,欲望與愛只能任擇其一。伴侶關係跟某他關係一樣,變成消費品,即用即棄,才可追求更多更新鮮的對象。而保持長期關係,風險大,意義少,正如人也不會承諾永遠不賣某張股票。既然麻煩多,投資的回報亦不明朗,這種不安全感正正是恐懼的源頭。但是分離的孤獨同樣不好受,於是重投伴侶關係的欲望會永劫地回歸。經濟人既想要選擇自由,但同時怕失去安全感,擺盪在兩者之間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因為,「經濟人是一個孤獨,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經濟行動者,他追求最划算的交易,受『理性選擇』支配。」在兩個經濟人之間,哪裏容得下愛情、思想和人文價值呢?
今後——世界結束 開卷反省
1990年,接連有幾位大師過身,當中包括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當時感慨地說,每個人的離開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而且每一次均是獨一無二的世界的結束,且永不會再重現。今日,我們永遠失去了鮑曼的世界。但他的思想,睿智和洞見,將繼續流傳下去,啟發往後一代又一代的人,勇於求知和批判。他在《流動的恐懼》(Liquid Fear)的結尾,借用阿多諾的話,點明批判思考的目的「不在於保護過去,而在於對逝去的希望的救贖」。面對恐懼,只有理解恐懼及其根源,才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文:李宇森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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